初到赫尔时，我住在主城边缘一个唤作Cottingham的镇上。那里有赫尔大学医学院的分部，心内科、ICU等科室林立。几栋朴素的医生宿舍楼便是我在英格兰北方的第一个落脚处。为这短短通勤路，我专门买了一辆可折叠自行车，从此开始穿行于城乡之间。
乡间的骑行是惬意的。道路虽不宽，但往来车辆总带着一份乡野特有的宽和，他们会早早减速，小心地绕开我，留下令人心安的距离。那种默契的道路礼仪，让人感到被尊重。然而，一进入赫尔市区的边界，空气便骤然绷紧。汽车开始贴身掠过，鸣笛声变得刺耳，让路成了奢望。我时不时就被同事在医院认出——“你就是那个骑车上下班的女医生吧？”一位同事后来对我说，我是第一个让她觉得“骑车不必那么酷”的人。她的意思是，在英国，骑行常是装备精良的运动家的领域，而我却像个悠闲的……嗯，她虽未说出口，但我脑中已浮现出一个不慌不忙、如老太太般蹬着自行车的身影。单程四十五分钟的路程，成了我每日的锻炼与放空。
骑经农场路段是最愉悦的。两侧是开阔的田野，风吹草低见牛羊。有一回下小夜班，已是深夜，路上寂然无人，唯有一轮明亮的月，像银子一样泛着柔和的光，清清冷冷地悬着。飘起细雨时，我正巧没带雨衣，只得有些狼狈地借着微弱的车灯向前赶。行至一棵繁茂的老橡树下，黑暗中忽然传来一声响亮的喷鼻声——原来树下聚集着好几匹马，正安静地躲雨。我的闯入似乎并未惊扰它们，我们就在这沙沙雨声中共享了片刻宁静，仿佛达成了一种跨越物种的、躲雨者的默契。
另一夜，临近宿舍时，我的车灯蓦然照亮了前方路面上的一道红褐色身影。那是一只狐狸。它受惊般猛然回头，车灯光束正正打在它脸上——我从未见过一只狐狸露出如此惊恐的神情。童话与动画里，狐狸总是狡黠微笑着的，而眼前这张小脸上写满了纯粹的、与人类无异的骇然。那一瞬它可怜又生动的表情，至今清晰烙在我记忆里。
当然，并非所有骑行都这般诗意。尤其在下夜班后，拖着工作了十二小时的身躯，再迎头撞上北方冬夜凛冽的寒风，体力极速流逝。有一回，正是这种疲惫与寒冷的交攻下，我竟在途中感到了低血糖的心慌气短。拐进路边一家从未踏足的小餐馆，点了一整份油光锃亮的全套英式早餐——三个炸土豆饼、一根香肠、一块黑布丁、煎蛋、番茄、蘑菇，外加涂满黄油的面包。囫囵吞下后，才觉暖意与力气重新回到四肢。自那以后，我学乖了，每次下夜班前，必定提前到医院食堂，扎实吃上一顿“三高”的套餐。食堂那位大叔待我甚好，总不动声色地给我的餐盘多加一勺。某个周五，照例是炸鱼薯条，他竟将最大的一块炸鱼堆在了我的盘子里，惹得旁坐的同事半开玩笑地酸道：“你这到底是一条鱼，还是两条？”我笑着没答。谁在乎呢？大叔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自忖算是幸运，未曾真正踏入赫尔最危险的角落。但我的同事——一位学富五车、温文尔雅的白人男医生——却向我讲述过另一个层面的赫尔，其惊险直逼好莱坞警匪片。一次他下夜班，去医院附近的公共停车场取车，刚拉开车门，耳边便掠过子弹破空的尖啸。幸亏他在射击俱乐部受过训练，瞬间辨出危险，迅疾俯身寻找掩护，最终惊魂未定地驱车逃离。他推测，自己可能无意间闯入了黑帮交易的现场。这还不是他最可怕的经历。更早之前，他竟曾被一名帮派分子用污染了HIV患者血液的注射器恶意刺中，对方甚至故意推入了血液。他为此不得不立即接受紧急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所幸最终平安无事，真可谓老天开眼。
我的自行车，这位忠实的老伙伴，也有闹脾气的时候。一次链子突然脱落，我在路边手忙脚乱，引得路人驻足想帮忙。胡乱摆弄一番，竟也勉强接回去了。但自那以后，小毛病便不断。我请了一位上门服务的修车大叔。他是土生土长的赫尔工人阶级，一边在寒风里摆弄我的小车，一边感慨：他怀念过去那种贫穷却紧密的“无产阶级氛围”，如今世道变了，人心也不比他在质朴的六十年代成长时了。聊着天，我的邻居从屋里端出一杯热茶递给他，那一丝暖意，在萧瑟的天气里格外分明。
赫尔曾于2017年被授予“英国文化之城”的称号，试图以艺术与文化重塑形象。然而，光环之下，这座位于东约克郡、亨伯河口北岸的昔日重要港口，早已随着英国航运业与重工业的衰落而沉寂。它曾因捕鲸、渔业（特别是鳕鱼）、航运及化学工业而繁荣，是通往北欧的门户。我在赫尔博物馆里，见过它昔日的辉煌：维京时代的遗存、航海时代的宏图、工业鼎盛时期的骄傲。然而，步出博物馆，现实是后工业化时代典型的阵痛：高失业率、毒品问题与帮派犯罪，如同隐形的伤疤，刻在城市肌理之中。它就是如此让人惋惜的城市。若说赫尔留给了我什么，那么除了回忆之外，就是我的好朋友塔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