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鹅卵石
江城——渠江和涪江在这里汇入嘉陵江，然后嘉陵江头也不回地朝南边的长江流去。江水环抱着一座小山城，四季分明，夏天炎热又漫长。三伏天里，知了从早叫到晚，叫得人心里发躁；嘉陵江的风吹过来，带着水汽和热浪，像一只滚烫的手掌贴在脸上。但到了傍晚，江水会在夕阳下泛出暗金色的光，和远处山脊的剪影叠在一起，有种说不出的温柔。
那时候的江城，还只是直辖市成立前的四川东部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城。走在街上，随处能听见火爆爆的重庆话——不是成都话那种拖着尾巴的绵软，而是短促、利落、像石子砸在石板路上那样干脆。江水养出来的脾气，就是这样，热辣辣的，又带着一股子不记仇的耿直。
小学的老师们常常提起江城一中，大家都说那是省重点，江城最好的中学，“考进去，一只脚就提前进了大学了”。那时候我很懵懂，考试的时候经常因为题解不出来而掉眼泪。江城一中显得那么神秘、高不可攀，不知要掉多少眼泪，做完多少习题集才上得了。
小学五年级的周末，大表哥已经在江城一中读高三，我们在外婆家碰上了。表哥比我大六岁，已经是个成年人的模样，端端正正的，也不再跟我们小孩子一起打闹，连端碗的动作都好像被什么规矩框过似的。
母亲让我们跟着表哥去一中转转，“去感受一下人家的学习氛围。”我心里不大乐意，只想去河边耍沙，哪个想去看学校？但母亲不依，硬把我塞给了表哥。表哥倒是好脾气，带着我还有几个表姐、表哥、表妹，浩浩荡荡先去河边玩沙，再过了桥，往一中走。
学校在城南，校门是普通的大铁栅栏，中间还锁着，只开大门上的小门，铁门有点岁月了，漆皮剥落了不少，露出底下的铁锈，但门楣上“江城一中”几个红字还是清清楚楚的，有种不容置疑的庄重感。
校园不大，甚至有些破旧。几栋教学楼灰扑扑的，很不起眼的样子。操场是煤渣铺的，边上长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草。可一踏进去，就有一种说不清的“规矩感”——路是干净的，花坛里的冬青是修剪过的，偶尔有留校的学生抱着书或篮球走过，一切尽然有序，也不像我们小学那样咋咋呼呼地追跑打闹。
表哥指着操场另一头一栋灰色的三层楼说，那是他们高中部的教学楼，然后不由分说，就带着我们一群孩子往那边走去。 先到了男生宿舍，不出意外，也是老房子。楼前有一排水泥砌的洗手台，水龙头是老式的那种，拧开就哗哗流水。有个男生正站在洗手台前洗衣服，背对着我们。表姐悄悄说，这个哥哥衣服洗得好仔细。表哥压低声音回了一句：“一中有好些学生是住读的，不洗下周不就没得穿？”
大概是我们叽叽喳喳的声音有点大，那男生回头看了一眼。我站在旁边，手里捧着一兜鹅卵石——刚在河边捡的，圆溜溜的，沾着河沙，有几块的花纹特别好看。他看见了我手里的石头，然后笑了一下，“你的石头挺好看。”他说。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回什么。他又低头从裤兜里摸出两枚钢镚儿，在手心里摊开，递过来：“我用这个换你一块石头，行不行？”
我没敢接，下意识回头找表哥。表哥笑着推了我一下：“人家跟你换呢，你捡那么多石头，给人家一块又不吃亏。”
我把手伸出去，让他自己挑。他低下头，很认真地在那堆石头里拨了拨，挑出一块椭圆形的，白色的底子上有几道暗红色的纹路。他把那块鹅卵石在掌心里转了转，对着太阳看了看，然后点了点头，把那两枚钢镚儿塞到我手心里。
那两枚硬币被他攥得温热。我摊开手，是两枚五分钱。
我手里攥着那两枚钢镚儿，走在斜坡上，有点恍神。这算是我第一次以物易物，还是跟合一中的陌生师兄。他们真的跟我们小学生不一样。那天的太阳特别大，知了在路边的梧桐树里叫得声嘶力竭。我回头望了一眼那道灰扑扑的校门，忽然觉得这所学校一点都不破旧了。
一年后，我小学毕业，考进了江城一中。母亲说得对，考进去，一只脚就迈进大学了。但她没说，考进去的那一刻起，我的青春也正式开了头。
第二章 夏桑菊
那年暑假，天气格外炎热。江城的夏天从来不跟人客套，柏油马路被晒得流出黑色的油迹，一滩滩的横在路中间。嘉陵江的风吹过来，也带不来一丝凉意，只是把知了的叫声搅得更乱了。
母亲从人民医院的中药房开了几包夏桑菊，用大搪瓷缸子泡了，搁在客厅的茶几上凉着。夏桑菊是那时江城人家夏天必备的解暑饮品——便宜，几毛钱一大包，清热降暑，比现在那些冰咖啡冰奶茶实惠多了。我是不喜欢胖大海的，嫌它泡开了像一团褐色的海绵，喝着也怪怪的，但母亲每次泡夏桑菊还是爱放一颗，图胖大海润肺。我就趴在茶几边上，看那颗胖大海在搪瓷缸子里慢慢散开，有种猪八戒跳水中芭蕾的感觉。
那天下午，母亲两个要好的阿姨也来家里喝夏桑菊。几个大人坐在沙发上天南地北地聊天，从哪个菜市场的猪肉便宜，聊到谁家的孩子考上了中专。电风扇摇着头，吹得桌上的报纸哗哗响。我坐在地板上，背靠着沙发腿，端着一小杯夏桑菊慢慢地喝。夏桑菊的味道淡淡的，有一点甜，又有一点苦，喝完舌头凉丝丝的。
中间我去了一趟厕所。
然后我就看见了内裤上，一片暗红色的、濡湿的痕迹，一大片，颜色比血要深一些。我脑子里空空的，好像什么都没想，又好像一下子涌进来太多东西，堵住了，什么都理不清楚。我知道那是什么。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给我们上过生理卫生课，由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老师给我们讲了青春期会经历什么身体的变化。大家都在下面憋着笑，时不时还有人窃窃私语。老师说话的声音很平，像是在念经书。
可是当它真的来了，那些幻灯片上的知识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只是蹲在那里，感觉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羞耻。我喊妈妈，快来，快来。母亲正和阿姨们说到兴头上，脸上还带着笑，“怎么了？”
我小声说了。声音小得自己都快听不见。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她的脸上也是惊奇的表情，说：“哎呀，你变成大人了。”
变成大人了。这句话像一颗石头，噗通一声掉进我心里，溅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慌张。变成大人是什么意思？大人都要出去赚钱的，可是我才十二岁。我连坐公交，到站了，想让司机大叔停一下都不好意思开口。想到要去商店买卫生巾，我耳朵都在烧。
这个难题很快就在开学后得到了印证。
那时候学校里没有超市，要买卫生巾只能去校门口斜对面那家小卖部。我不敢去。倒不是因为别的，就是不好意思开口说那几个字。每次需要买的时候，我总是拉上晓棠，把钱塞到她手里，然后躲在商店门外等她。
晓棠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呢？她个子不高，圆圆的脸，两只眼睛永远亮晶晶的，好像什么事都难不倒她。她是那种走在路上敢大声唱歌的人，是那种上课回答错了会先自己笑起来的人。她接过我递来的钱，昂首挺胸地走进小卖部，仰起脸，对着高高的货架最上面那排，用清清脆脆的声音说：“老板，给我一包护舒宝！”
那个“宝”字，她咬得特别清楚，一点不打磕巴。
我站在门外，听她这么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心里又感激又羡慕。她从小卖部出来，把那包深蓝色包装的卫生巾塞进我书包里，然后挽着我的胳膊，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往教室走去。
晓棠是那几年里，唯一一个让我觉得“月经”这件事也可以被正常对待的人。她不把它当回事，也就等于告诉我：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关于卫生巾，我们女生之间渐渐有了一套自己的暗语。没人会当着男生的面提那三个字，但在女生宿舍的卧谈会上，或者课间结伴去厕所的路上，大家说起来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你用的是哪个牌子？”
“护舒宝。我妈给我买的。”说这话的女生，语气里多少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郑重。护舒宝是电视上打过广告的，广告里那个穿白裙子的女人在海边骑着自行车，裙摆飘飘的，笑得又自信又好看。能用到护舒宝，说明家里舍得在这件事上花钱。
“我用的还是小天鹅，”另一个女生小声说，“我妈说便宜，一包才一块多。”
小天鹅是那时候最便宜的牌子，包装是白色的，上面印着一个优雅的跳着天鹅湖芭蕾舞剧的女性舞者。很多人家的妈妈也用这个。说这话的女生倒没有抱怨的意思。
“小天鹅？我见我妈用过，”有人接话，“那种是不是没有护翼？”
“没有，就是直的一条，很厚。”
“那不会漏吗？”
“还好吧。妈妈说比以前她们小的时候用的好多了。”
然后大家就都不说话了。那种沉默里有种默契的心疼——不是心疼自己，是心疼妈妈。
“我妈以前也用的小天鹅，”林晓忽然开口，“后来她说太闷了，才换了安乐。”
“安乐好用吗？”
“比小天鹅薄一点。”
“那护舒宝呢？到底好在哪里？”
用过护舒宝的女生歪着头想了想，用一种小大人般的口气说：“怎么说呢——就是，你用了之后，不太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这句话引来一片低低的惊叹声。不太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这在那个年代几乎是一种奢侈的定义。我们那时候穿的运动鞋是硬的，背的书包带子是勒肩膀的，坐的板凳是凉的，舒适的用户体验，是十几年后的消费者追求的。可护舒宝能让一件每个月都要经历的事变得不那么沉重。这大概就是广告里那个骑自行车的女人真正在兜售的东西：不是卫生巾，是轻盈。一种可以继续奔跑、继续骑车、继续若无其事地度过那几天的轻盈。
那是九十年代中期。我们的生活刚刚从八十年代的朴素和匮乏里探出头来，像一件洗了太多次的棉布衣服，还带着洗衣皂的气味，但边角已经磨得发白了。超市这种新鲜事物还没有在小城落地，但电视里已经开始播放宝洁公司的广告了。海飞丝、飘柔、玉兰油、护舒宝——这些名字从那个方方正正的彩色屏幕里涌出来，带着一种遥远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光泽。它们告诉你，生活可以不只是搪瓷缸子和夏桑菊，生活还可以是骑着自行车在海边吹风，是头发甩起来的时候根根分明，是每个月的那几天也能轻盈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我们这群中学生，口袋里没有几块钱，离那个世界远得很。可是广告是不分贫富的，它每天晚上准时出现在《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里，钻进每一户人家的电视屏幕。我们看了，记住了，然后在课间悄悄讨论。那些品牌的名字从我们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种半懂不懂的向往——我们并不真的知道自己向往的是什么，但那些广告至少让我们知道了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在用一种跟我们不一样的方式生活。
护舒宝和小天鹅之间的距离，不是一块多钱和五块钱之间的距离。那是两种生活、两个时代之间的距离。那个距离我们那时候还不完全懂，但已经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从电视广告里，从同学家的浴室架子上，从妈妈手里那只印着天鹅舞者的白色包装袋上。
但我注意到，说小天鹅的那个女生没有再追问护舒宝的事。她只是安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卷着书包带子的一角。她大概也知道，有些轻盈不是每个家庭都负担得起的。而她的母亲，可能此刻正在家里，用着一包跟她一模一样的小天鹅。那种母女共用同一种卫生巾的亲密，和那种买不起更好东西的窘迫，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我们那时候还小，不太懂这种复杂的感受。
有一天课间，林晓忽然压低声音说：“你们知不知道，我妈以前用的不是卫生巾。”
我们都凑过去。
林晓是个安静的女孩，高高瘦瘦，平时上课不怎么举手发言，但她总是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她说话的时候有一种郑重其事的语气，让你觉得她接下来要说的话一定很重要。
“她用月经带。”林晓说。
“月经带是什么？”
我们几个女生面面相觑。这个名字听起来又陌生又古怪，带着一种属于旧时代的生硬感。
林晓看我们一脸茫然，就用手比划了一下：“就是一条布带子，这么长，两头有扣子，中间缝一块布，把卫生纸叠好了垫进去，扣在腰上。”
她的描述很平淡，像是在解释一道不太难的数学题。可我们每个人都愣住了，脑海里同时浮现出那个从未见过的画面。一时间没人说话。
“我妈现在还在用，”林晓补充了一句，“她说用了大半辈子了，习惯了。”
“那你家有吗？”我终于忍不住问。
“有啊，我妈给我也备了一条。不过我没用过。”
“那你带来给我们看看。”晓棠忽然插了一句。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但不像开玩笑那种亮，是认真的。
林晓想了想，点了点头，说等明天放学吧。
第二天的最后一节课格外漫长。我心里一直惦记着林晓说的那个东西，又好奇又有点说不上来的紧张。我偷偷往林晓那边看了好几眼，她倒是很平静，跟平时一样，端端正正地坐着记笔记，偶尔抬起头来听老师讲两句，又低下头去写。
放学铃响了之后，我们几个磨磨蹭蹭地收着书包，等别的同学走得差不多了，才聚到林晓的座位旁边。林晓往门口看了一眼，确认没人了，这才侧过身，拉开书包的拉链，把手伸进最里面的夹层，掏出一个叠得四四方方的布包来。
她没直接摊开，而是把布包放在膝盖上，一层一层地展开——很有耐心的样子，不像是在展示一件羞耻的东西，倒像是在整理一件旧衣服。
然后那东西就摊在她腿上了。
是一根暗红色的棉布带子，两头各缝着一颗按扣，中间那块棉布比我想象的要厚一些，整条带子安安静静地躺在林晓深蓝色的校裤上，朴素得近乎寒酸。为什么要用红色的布？我后来才想明白——红色是为了好洗。经血染在红布上，洗得再干净也看不出痕迹来。那个年代的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就有这么小心翼翼，连一条洗月经带的痕迹都不敢让人看见。这些心思，母亲那一辈的人从来不提，但她们都懂。她们把这种暗红色的秘密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我们这一代，忽然就断了——因为我们用上了卫生巾，用过就扔，无迹可寻。可那种遮遮掩掩的羞耻感，并没有随着月经带的消失而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藏在护舒宝深蓝色的包装袋里，被我们悄悄塞进书包的夹层。
晓棠伸出手，轻轻碰了一下那枚按扣，又缩回来。
“扣在腰上？”她问。
“嗯，”林晓把带子举起来，在自己腰前比了一下，“这样，扣上就行了。我妈说习惯了也挺方便的，就是得勤洗。”
她比划的动作很轻，也很快，好像多停一秒就会被人撞见，又好像多做一会儿动作就完成了一种仪式。那条月经带在她手里被叠回去的时候，她手指是稳的，不像我们其他人，光是看着就不敢伸手。
包好之后，林晓把它塞回书包夹层，拉上拉链，然后站起来把书包甩到肩上，说：“走吧。”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走回家的时候，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条月经带。我忽然想起来暑假那天母亲说的那句话——“你变成大人了。”那时候我以为变成大人就是能赚钱，是要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后来知道不是。后来知道，变成大人是一件缓慢的、循序渐进的、由无数个这样的下午和无数句说不出口的悄悄话拼凑起来的事情。而母亲那一辈，是用这样一根暗红色的布带子，迎接了她们的少女时代。
美术课上的老师跟我们小学的老师一样愤世嫉俗，恃才傲物。他从不跟我们讲美术史或者绘画理论，也许觉得有点对牛弹琴，总之每次上课就是让我们照着课本上某张画临摹，自己坐在讲台上看报纸或者杂志，偶尔踱下来走一圈。
那天的课是水粉画临摹。老师让我们自己调颜色，说苹果不要画成纯红的，要加点黄，罐子的暗部要加普蓝。然后他就坐回讲台后面，眼镜往鼻梁上一推，翻开了当天的《江城晚报》。
我和晓棠共用一盒水粉颜料。那盒颜料是二十四色玛丽牌的，盖子已经被我们拧得乱七八糟，好几格都快见底了。晓棠把调色板搁在膝盖上，正费劲地从那管大红色里往外挤。大红色用得最多，管子后半截已经卷成了铁皮卷，前面还剩一小截鼓着。她用力一捏，噗嗤一声，一大坨鲜红的颜料从管口冒出来，落在调色板上，油亮油亮的，在日光灯下泛着一点暗沉的光泽。
晓棠盯着那坨红色看了两秒，忽然转过身来，把调色板往我面前一递，眨了眨眼睛，问：“像不像月经？”
她说得那么坦然，那么轻巧，好像在说“像不像苹果”。没有压低声音，没有东张西望，连眼皮都没多眨一下。我愣了一秒，低头看那坨颜料——软塌塌的，发暗的红，边缘已经开始洇开了。然后我的脸一下子烧起来，我低头看着她说：“你小声点！” 晓棠往边上一躲，笑得肩膀直抖，一边笑一边用调色板挡着下半张脸，怕被邱老师听见。她笑得眼睛眯成两条缝，睫毛扑闪扑闪的，好半天才缓过来，用胳膊肘顶了我一下，小声说：“你假正经！”
我没理她，低头调自己的颜色，可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那种感觉跟被男生调笑不一样。晓棠不是在嘲笑我，她是在邀请我。她在告诉我：这个东西是可以拿来开玩笑的，它不是那么严重，你看我把它放在调色板上，它也就是一坨红色的颜料而已。
后来苹果也没画出什么名堂来。我的那只苹果颜色调得太深，暗部加了普蓝之后彻底变成了猪肝色，远看不像苹果，倒像个蔫了的茄子。晓棠比我画得更离谱，她把苹果画成了粉红色，罐子画歪了，连那块灰布都让她调成了绿乎乎的。下课的时候我们交换看了一眼对方的画，同时笑得趴在桌上。
“你这个苹果是被谁揍了吗，”我指着她画上那一坨粉红色的东西，“淤青了。”
“那你的就是中毒了，”晓棠不甘示弱，“猪肝色的苹果，你见过吗？”
邱老师收了画，什么也没说。
晓棠也有调皮得过分的时候。
那时候女生在月经期私下会有一个“互相检查”的动作——走出教室之前，都要帮对方回头看一眼，看看裤子后面有没有侧漏。我也不例外。每次下课去上厕所，都要拉着晓棠帮我看看，有时候是我看她。有一回她走在前面让我帮她检查，忽然把屁股撅得老高，像个鸭子一样，还故意扭了扭腰，回头冲我挤眉弄眼地说：“好不好看？”
我笑得快岔气，一边笑一边推她：“你正经点！”
她这才直起腰来，拍了拍裤子，一本正经地说：“没漏，走吧。”然后又兀自大笑起来。
可是晓棠不在的时候，我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
有一回我们班一个男生拖长声音管我叫“长安”。长安是我们小城无处不在的出租车的牌子。他对我挤眉弄眼地说着，我听不太懂他具体什么意思，但又隐约能猜到里面有种取笑和戏谑的意思，血一下子涌到头上。换作平时被人嘲笑体育差、跑步慢，我也就忍了，这次大概是被羞辱感顶上去的。我抬起脚，朝他小腿正面狠狠踢了一脚——不是踢腿肚子，是直接踢在胫骨上。他“嗷”地叫了一声，整个人蹲了下去，抱着腿原地打转，脸上的五官挤成一团，嘴里嚷着“你疯了”。从那以后，他没有再给我起过绰号。
可是来自女生的骚扰，却让我连踢都踢不出去。那是一个闷热的晚自习。夏天还没完全过去，教室里只有几盏日光灯嗡嗡响着，吊扇转得有气无力，根本搅不动底下黏糊糊的空气。我穿着一条薄薄的运动短裤，坐在靠窗的那一排，两边坐的是两个平时跟我关系不算差的女生。不知道是谁先起的头，她们两个忽然隔着我的座位，传递一支圆珠笔，一个递给另一个的时候，手指故意从我大腿前面的皮肤上轻飘飘地划过去。
我觉得痒痒的，躲了一下，她们就笑。
然后再递过来，再划一下。这次不只用手指了，改用作业本的边角，硬硬的纸沿儿贴着我大腿最怕痒的那块地方，不快不慢地蹭过去。我往左躲，左边那个笑嘻嘻地蹭得更起劲；我往右躲，右边那个装作若无其事，但手底下动作没停。两个人隔着我的身体，互相递着笔、本子、甚至一块橡皮，每一次递接都像是在完成一个我自己并不知道的契约，而那个契约的内容就是——搔刮我、捉弄我、看我涨红了脸又不敢出声。
我确实涨红了脸。我说了，你们俩别闹了。可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后排的人听见——怕什么呢？怕自己小题大做，又怕她们被我说了之后翻脸。她们没翻脸，也没停手。其中一个抬起眼睛看了我一眼，跟她隔着我的后背对了个眼神，嘴角弯了一下。那个笑不是恶狠狠的那种，是坏坏的，像是某种只有她们两个人能懂的、心照不宣的恶作剧。
我没有踢她们。我甚至没有大声喊出来。我只是把腿缩到了椅子底下，把两只手叠在大腿上，压得紧紧的，眼睛盯着面前的课本，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我后来想，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晓棠的存在才那么重要。她是那个会故意撅起屁股让我看、然后自己先笑出声的人；她是那个在美术课上把一坨红色颜料递到我面前、问我“像不像月经”的人；她是那个昂首挺胸走进商店，替我大声说出卫生巾牌子的人。她用那种没心没肺的方式，把一件让我别扭得浑身发紧的事——不管是月经、是卫生巾、是那条暗红色的月经带，还是那个正在从八十年代的简朴里挣扎出来、被电视广告和宝洁公司一点点撬开的消费时代——重新变成了一件可以笑着说出来的事。甚至是一件可以在调色板上被一句话就点破的事。
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我总记得她昂首挺胸走进小卖部那天，下午的阳光斜斜地打在她脸上，她的声音理直气壮，像在说：这本来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而那个暑假，还有一件羞耻的往事，我没告诉过任何人，连晓棠也没说。
父亲有晨跑的习惯。他年轻时在乡下走过十几里山路上学，体格很硬朗，一个人能在公路上跑很远。那年暑假，父亲带我一起跑，他照例跑得很快，没回头看我。他的背影越来越小，还在修的工业大道笔直，但父亲的人影却不见了。我一个人落在后面，跑不动的脚步变成了走，走了一会儿又勉强跑两步。
忽然，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整齐的，带节奏的，像是有一队人在跑。我下意识往路边让了让。然后就看见一群穿着迷彩背心的年轻小伙子跑了过来，大概是暑假在附近驻训的消防预备役。他们本来跑成一列，经过我旁边的时候，排头那个放慢了脚步，后面也跟着慢了下来。
然后我听见有人叫了一声：“妹妹！”
不是那种正经的叫法，是拖着尾音的，语调往上挑的，混混腔腔的，像是在叫一个随便什么东西。然后另一个也跟着叫了一声“妹妹”，接着是一阵轻佻的笑声。他们并没有停下来，但跑过的时候，目光飘过来，停在我的身上。那种目光跟男生的眼神不一样，男生的眼神还带着一点没长大的试探和躲闪，可这几个人的目光是直接的、有经验感的、从上到下打量过的，好像他们不是在看我这个人，而是在看他们脑子里早就有的一样东西。
我僵在那里，两只手不知道该放哪儿，耳朵里嗡嗡响。
等那队人跑远了。我在原地站了几秒，然后扭头往家的方向跑。到家的时候，我喘得说不出话，一头扎进卧室，躺倒在冰凉的地砖上。风扇开到最大档，嗡嗡地对着我的脸吹，吹得我眼睛发干，心还是咚咚跳。我听到父亲回来推门的声音，他跟母亲在厨房里说话，声音模模糊糊的，大概是问我去哪了。母亲说，回来了，在屋里躺着呢。父亲没再追问。
我躺了很久，最终什么也没对他们说。
第三章 秋来正是读书天
江城的秋天是从嘉陵江的河滩上漫上来的。先是河风变凉了，傍晚从江面刮过来的时候不再带着那股黏糊糊的热气。然后是操场边那几棵梧桐，叶子边缘开始发黄，远远看着像被火烤过。最先是早自习的时候，坐窗边的同学开始关窗户了。
校园花坛里的月季和玫瑰都开败了，花瓣落在土上。只有角落那几丛菊花还开着，黄的、白的，细长的花瓣朝四面八方伸出去，像小型的烟花在枝头炸开。菊花没什么浓烈的香气，凑近了闻，是那种淡雅的、若有若无的苦清味，像泡过一道的菊花茶。
早自习之前，有几个女生趁保安不注意，偷偷溜进花坛，掐了两朵小菊花带回教室。她们把花搁在课本旁边，一边翻书一边低头嗅一下。有个女生被老师点名站起来朗读课文，手里还攥着那朵菊花，念完坐下，赶紧把花藏进文具盒里。
初中部的教学楼是那种老式的筒子楼，一面墙全是窗户，可光线总是不够用。日光灯管嗡嗡响着，照得每个人的脸都有点发青。晨读是统一的内容，全班步调一致地诵读——前二十分钟念语文，后二十分钟念英语，谁要是读错了段落，前后左右都能听出来。
我和晓棠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她把英语课本竖起来，挡在面前，脑袋却埋在课桌底下不知道在鼓捣什么。我用胳膊肘顶了她一下：“早读呢，你干嘛？”
她从课桌底下探出半张脸，手里捏着一袋小浣熊干脆面，冲我挤挤眼睛。那干脆面的塑料袋封口有点紧，她费了好大劲才撕开一个口子，把面饼掰成几块，很义气地递给我一小块。
我摇头，拿课本挡着嘴小声说：“早读呢，要被周老师抓到——”
话还没说完，教室后门就开了。周老师端着他那只搪瓷茶杯，不紧不慢地踱了进来。茶杯盖子碰得叮当响，那声音不大，但整个教室瞬间就安静了。
周老师教数学，当班主任。他瘦高个，背有点驼，头发花白了一半，常年穿一件黑色的皮衣，袖口磨得起了毛边。他快退休了，教完我们这届，大概还剩一两年。他上课的模式十年如一日：端着茶杯进来，往讲台后面一坐，翻开课本开始念，念完了出几道题让我们做，自己坐在上面看报纸，或者盯着窗外发呆。
他真正让人发怵的是那张嘴。他的讽刺不是疾风暴雨式的攻击，而是一种拖长了语调的、慢悠悠的调侃。
有一回他点一个叫小倩的女生回答问题。小倩非常可爱，圆圆的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其实老师们都很喜欢提问她——她站起来的时候全班都精神了。那次大概是没想清楚，她站起来支支吾吾说了半天，不得要领。周老师听完，靠在椅背上，慢悠悠地拖长了声音说：“小倩啊——你好像总是在学习上欠缺些什么。”
还有一次发数学考试成绩，念到舒静的时候，他抽出她的卷子，举起来对着光看了看，然后放下，说了一句：“舒静啊，你就快输尽了。”她是我们班上长得最漂亮的女生，成绩一直不错，那次大概考砸了。她低着头走上台，接过卷子的时候，我都不敢看，心里替她难受，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恐惧——不知道哪天自己也会被这样点到。
又有一次，周老师上课出了一道题，问谁愿意上来做。没人举手——不是不会，是没人愿意主动招惹他。教室里安静了大概有十秒钟，周老师扫了一圈，正要开口，忽然，坐我后排的体育委员飞快地举了一下手，又缩了回去。那个动作极快，像是蜻蜓在水面上点了一下，还没来得及看清，就已经没了。
但周老师看到了。他眼睛一亮，几乎是立刻抬起手指着他，拖长了声音说：“哎——你别缩！我特别善于捕捉这样的一瞬间。你上来。”
体育委员蚌埠住了。刚才举手纯粹是手欠——就是看大家都不举手，觉得好玩，想虚晃一枪，结果被老江湖当场擒获。他从座位上站起来，绷着脸走上了讲台，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写画画，磨蹭了几分钟。周老师站在旁边，也不催他，就那么看着，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
初中那几年，最让我期待的是英语课。
教英语的袁老师刚从区乡中学调过来没两年，是我们班所有老师里最年轻的。她中等个子，吹了个流行的羊毛卷齐肩发，特别洋气，跟周老师比起来简直就不是一个世纪的人。她身上有一股子跟别的老师不一样的劲儿——她从不在课堂上拿腔拿调，看我们的时候眼睛里总带着一种“我知道你们能更好”的期待。
袁老师有个规矩：每周轮一个同学，在英语课开始前做五分钟的值日报告。内容不限，讲什么都行，只要是英语。第一个上台的同学最勇敢，讲昨晚看的球赛，磕磕巴巴的，把“goal”和“girl”说了好几遍，教室里笑声不断，袁老师也笑了，站在旁边耐心地听，偶尔纠正一个发音。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后边的人就慢慢放开了。有人讲自己喜欢的电影，有人讲周末去了哪里玩，还有个男生讲了香港回归的历史背景，袁老师大加赞赏这样的时政话题，还小声纠正了下“香港”的英文发音。
值日报告很快成了英语课上最热闹的环节。袁老师听的时候从不打断，不管你讲得多磕巴，她都站在旁边，微微侧着头，嘴角带着一点笑。等你说完了，她会先夸几句，再温和地指出一两个可以改进的地方。她说话的时候眼睛是看着你的，好像她真的在听你说什么，而不只是在检查你有没有犯错。
轮到那一周，我把这事给忘了。
周三早上，英语课是第一节。袁老师踩着早自习的尾巴进了教室，照例问了一句：“今天轮到谁做值日报告？”同桌晓棠戳了我一下，小声说：“是你。”我整个人僵住了。袁老师的目光扫了一圈，落在名册上，念出了我的名字。
我像个机器人一样站起来，走到讲台旁，脑子里一片空白，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袁老师还是那样微微侧着头，等了一下。本来这种不准备的是要被罚站一堂课的，但是她大概从我脸上看出了我是真不知道，就让我回自己座位了。
那一整节课，我一页书也没翻进去。下了课，我趴在课桌上想了很久，然后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开始写一封英文的道歉信。我写了很久，手边放着一本英汉词典，写一句查一句，写到母亲进来喊了我三次“该睡了”。第二天早自习之前，我把那封信放在了袁老师的办公桌上。
袁老师给了我第二次值日报告的机会。我准备了英语短文，念完了，袁老师和同学们都善意地鼓掌以示鼓励。袁老师走到我身旁，顺手在我肩上拍了拍。那个动作很轻，可那只手在我肩上停留的那一秒，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从那以后，我对英语上了心。袁老师隔三差五就用教室里的录音机给我们放英语歌曲的磁带。卡朋特的《Yesterday Once More》就是一次课间放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卡朋特是谁，只觉得那个女声低吟浅唱，很有韵味。后来每次袁老师放歌，大家都意犹未尽，缠着袁老师再放一曲。袁老师总是假装板着脸说“上课了，上课了”，手却已经按在了录音机的播放键上，嘴角翘起来，啪嗒一声按下键。那种默契，比什么都甜。
学校还在英语老师们的组织下办起了“英语之夜”。那是每个学期最让人期待的活动，地点就在学校阶梯教室，讲台上搭一个简易的舞台，英语演讲、诗歌朗诵、英文歌曲演唱，什么都行。本来阶梯教室很大，可是观众太多，挤满了人，窗台上都趴着蹭热闹的同学。台上有师兄用英语朗诵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虽然发音带着浓重的重庆腔，但气势把全场震住了。还有师姐高歌了一曲当时流行的《泰坦尼克号》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她唱到高音的时候，台下的窃窃私语全都停了。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英语不只是一门功课。它是另一把钥匙。打开的不是课本里的语法和单词，而是一整个我们从未去过、却隐隐知道它存在的世界。袁老师就是那个站在门口的人，笑盈盈地看着我们一个个挤进来。后来的中考，我的英语考了年级第一。很多年以后，袁老师私下告诉我们，我们那个班是她调到合川一中后带的第一届毕业班，她也需要我们的优秀成绩，来证明自己的教学方法和能力。原来，我们师生竟然互相成就了对方。
初中那几年，我们都还是没长大的孩子，稚气未脱。有一次英语课，袁老师在黑板上讲语法，粉笔在黑板上写得吱吱作响。后排两位女同学走神了，不知是谁先起的头，从课桌里摸出一副扑克牌，往桌底下一摊，两个同桌就无比默契地在课桌下偷偷摸摸地打牌。其中一个觉得肚子饿，又从书包里翻出一杯方便面泡上。
袁老师背过身去写例句的时候，一切还算安全。可她写完最后一个单词，转过身来，正要接着往下讲，忽然停了。
她歪过头，往教室后排看了一眼。
“后面在干什么？”
全班都顺着她的目光回头看。
“把牌拿上来。”
两个人无比尴尬地把扑克牌收拢，递给袁老师。袁老师把扑克牌放在讲台上，方便面也收了，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英语课上打牌，吃泡面，这种事我第一次遇到。”
她们从座位上站起来，低着头。旁边坐着的人，有的窃窃私语，有的瞪着眼看着，晓棠在旁边拿书挡着脸，笑得肩膀一抖一抖的。袁老师倒是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把她们晾在那里站了一整节课。她该讲什么讲什么，讲到一半，甚至还把其中一个女生叫过来替她擦黑板。那个女生擦完黑板，红着脸站回去，袁老师看了看她，语气还是不紧不慢的：“下次想打牌，等下了课再打。”
开秋后，梧桐叶子开始落了。先是边缘焦黄的那几片，然后是大片大片的，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铺在操场边的煤渣路上。下课后我们从那里跑过，把落叶踩得嘎吱响。
秋高气爽，真是读书的好时节。
第四章 歌声里的青春
在初中那几年，虽然有中考升学的压力，但总的来说日子还是过得挺轻松的。每天晚自习前，校园广播里总会响起当时最红的流行歌——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是常客，他那把清亮又深情的嗓音一出来，教室里就有人放下笔跟着哼，“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唱到动情处，几个女生互相靠着肩膀，好像真的被潮水推了一把似的。还有日剧《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前奏一响，全班都会安静下来，那旋律像一阵风，把所有人都卷进一种说不清的、又甜又涩的心绪里去。
广播放什么，我们晚自习前就跟着唱什么。那时候琼瑶的言情剧、金庸的武侠剧，还有香港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都在同学中间脍炙人口。《梅花三弄》的调子一起，就有人故意把声音拖得长长的，学电视里那种深情款款的样子；《铁血丹心》的前奏一出来，后排几个男生马上挺直了腰板，用半生不熟的粤语跟着吼，吼到高音处集体破音，惹得全班笑成一片。《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里还有一首插曲叫《梅兰，梅兰，我爱你》，旋律特别简单，朗朗上口，在班里也很受欢迎。
初二的一个晚自习前，班上的女生先带头唱起了这首歌。一句“梅兰，梅兰，我爱你”飘出来，全班马上兴致勃勃地接上了，男生也跟着嚎，越唱越起劲，最后变成了全班大合唱。那叫一个酣畅淋漓，抒情抒到尽兴。结果唱完最后一个音，大家心满意足，正准备收心伏案写作业温书，一抬头，发现班主任徐老师黑着脸站在教室门口，不知道已经听了多久。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鸦雀无声。徐老师扫了我们一眼，语带讽刺地说：“唱呀，怎么不敢唱了呢？”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吭声。后来才琢磨过来——川渝方言向来分不清鼻音，“梅兰”和“美男”在我们嘴里念出来根本就是一个音。徐老师一准儿以为我们全班女生在集体高呼“美男美男我爱你”，不好好读书写作业，还公然犯花痴，让她好一阵生气。很多年后，想起徐老师这段乌龙，都让人忍俊不禁。我们班的美男要说还真有几个，不过那个年代的女孩子都挺含蓄的，别说当年对着暗恋对象唱“美男，我爱你”，就连多看几眼都不敢，只能在日记本上偷偷写下对方名字的谐音。
《东京爱情故事》在我们中间简直是现象级的存在，情爱萌动期的少男少女，如何抵挡得住这些都市精装纯爱故事的冲击？身边好多好友立刻成了这部剧的忠实拥趸，每天都在谈论剧情和人物，不能自拔。校园里有一对高年级的恋人，男生长得清秀斯文，总穿一件白色风衣走在梧桐树下。我发小阿媛跟我咬耳朵说，他那是在模仿永尾完治。女生齐肩长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两个人并肩走在一起，画面确实好看。我们一帮半大孩子觉得这对璧人实在养眼，又不好意思明目张胆地盯着看，每次在操场上远远望见就互相使眼色，背地里给他们起了个代号，叫“东爱”。我们这些旁观者，比当事人还入戏。 唱完了，笑完了，议论完了心里的偶像和眼前那对“东爱”，上课铃一响，大家就能安安静静坐下来，老老实实地伏案做题三小时。那种感觉现在回想起来特别珍贵——好像是把心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乱糟糟的、被旋律和剧情搅得翻涌起来的情绪，用唱歌和谈论的方式统统倒了出来，然后就能心平气和地去面对课本和卷子了。
我们的班主任徐老师，对我们这些少男少女之间暗流涌动的小心思，大概是洞若观火的。她最担心我们受琼瑶剧的影响，怕我们也中毒，学着电视里的人去不管不顾地“早恋”。好几次班会课，她都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讲：“琼瑶的电视剧，美是美，我也不否认。但是你们要晓得，那种只要爱情不要面包的生活是不现实的。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好好读书，以后能考个好大学。等你们有了好的前程，再去谈恋爱，拥有婚姻和家庭，那才是稳稳当当的幸福。”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特别恳切，眉头微微皱着，是真心实意替我们着急的样子。
可巧的是，班上有一位同学正好是徐老师的侄女。这层亲戚关系平时在班里不显山不露水，唯独在这种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有一回徐老师又在班会上老生常谈，劝我们好好读书，远离琼瑶，那位侄女同学事后私下跟我们爆料，说，别听我姨在班上那么说，她自己在家里追琼瑶的电视剧追得可上瘾了，一集都不落，看到感人的地方还要抹眼泪呢。我们听了，先是愣了一秒，然后都笑出声来，原来徐老师自己也没能抵挡住琼瑶的“攻势”，严肃的班主任会有这样的反差，太有趣了。在知道了这个小秘密之后，我们非但没有觉得徐老师虚伪，反而觉得她更可爱了。她说那些话的时候心里大概也是矛盾的：她知道那些故事动人，所以才担心我们会陷进去；她拿自己的“上瘾”没办法，却还是想拼命给我们打预防针。
徐老师还有另一面的可爱。有一回，她大概是觉得有些事不能不提，但又实在难以启齿，就在班会课上含含糊糊地说起附近工读校的一些事。她说，有些不务正业的半大小伙子，血气方刚的，晚上跑去录像厅看那种不健康的电影，看完了就在路上拦下夜班的女工，闹出了刑事案件。她说得吞吞吐吐，有点腼腆，手里反复转着粉笔。我们底下坐着的学生，其实对这种事也是半懂不懂的，但看老师那么不好意思的样子，反而都猜到了七八分。徐老师大概也觉得，我们重点中学的男生们应该不至于此，但身为班主任，她又觉得不能不敲个警钟，所以就含沙射影地提一下。我的理解很简单：不要去看深夜录像，over。至于更深的那层意思，我那时候也没完全闹明白，只觉得徐老师那副既苦口婆心又不好意思的模样，真是很难得一见。
第五章 全民健身
晓棠开始变了。
倒不是一下子全变了，而是悄悄的，像换季时的天色，不知道哪一天就暗得比昨天早了。先是早自习不再偷偷从课桌底下掏零食了，然后是课间也不再拉着我往走廊上冲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新习惯。
“陪我去上个厕所。”
这是她在某个课间跟我说的话。我说好，陪她去。上了厕所回来，还没在座位上坐满三分钟，她又转过脸来：“再陪我去一趟。”
“你刚才不是才去过吗？”
“水喝多了。”
我看着她桌上那杯一口没动的凉开水，没说话，还是陪她去了。从我们教室到女厕所，要经过隔壁三班的教室。晓棠走在走廊上，脚步放得很慢，眼睛一直往三班那边瞟——不是看窗户，也不是看黑板，而是落在他们教室那扇半开的门上。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也没问。
后来，“上厕所”变成了一个固定的节目。课间去，午休去，晚自习前那一个半小时的自由时间更是要绕远路去。我们的路线逐渐固定下来：从教室出发，经过三班，上个厕所，然后绕一个大圈，经过操场，再慢慢走回来。有时候走一个来回，时间还早，晓棠就问我要不要再走一圈。我说你到底要去哪里，她含含糊糊地说就想走走。
操场有什么呢？稀稀疏疏几个练跑步的人，一个在单杠上翻来翻去的身影，偶尔还有几个男生在篮球场上投篮。遇到班级足球比赛的时候会热闹一些，但这种热闹也是稀罕的。
可是晓棠的眼睛在看哪里呢？她不看篮球，也不看足球。她的目光总是飘到那条暗红色的煤渣跑道上，那儿有几个练长跑的人，一圈一圈地跑，跑到后面连人影都模糊了。
被她这样拽着看了太多次莫名其妙的体育场全景之后，我终于在一个傍晚忍不住了。那天晚自习前的风比平时凉一些，操场边的梧桐叶子开始往下掉了。晓棠站在我旁边，手里不知道从哪儿捡了一片叶子，把叶肉一片一片地撕掉，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叶脉。
“晓棠。”
她没抬头。
“你跟我说，你在看哪个。”
晓棠的手指停了一下。手里的叶脉被她扯断了半根，飘到地上。她的耳朵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了。
“就是……想看全民健身。”她说完之后自己都没忍住，嘴角弯了一下。
“全民健身？”我盯着她，“打望是全民健身项目吗？”
晓棠不说话，把剩下的半截叶脉也扔了，低下头，脚尖在地上碾来碾去。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开口，声音比平时轻了很多：“你说，一个人绕着操场跑十几圈，不累吗？”
我说当然是累的。
“那他为什么还跑呢？”
“他”这个字，从晓棠嘴里说出来的时候，语调是往上飘的，飘到一半又落下来，像一片叶子在半空中翻了个身。我没有追问“他”是谁，晓棠也没有再说。那天傍晚的风吹得她额前的碎发一颤一颤的，她看着跑道，我看着她，好像忽然明白了什么。
跑道上有好几个练长跑的人，其中有一个跑在最外圈，步子不紧不慢的，从我们面前经过了两次。他第二次经过的时候，大概注意到这边有人在看，朝我们的方向微微点了一下头。那个动作很轻，像是蜻蜓在水面上点了一下，还没来得及看清，就已经没了。
我转头看晓棠，她的脸上露出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表情。不是笑，也不是害羞，就只是忽然亮了一下，像黄昏时分操场边那盏刚刚点亮的路灯。她的手指不知什么时候攥住了校服的下摆，攥得紧紧的，等那个跑步的身影跑远了，才慢慢松开。
那以后，我渐渐拼凑出了事情的全貌。那个男生是隔壁三班的体育委员，专攻长跑，每天傍晚都在操场上练。晓棠什么时候注意到他的，我不知道；那个点头的动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从那以后，晓棠忽然对“全民健身”这件事有了持之以恒的热情。每个傍晚都要去操场，每个课间都要去“上厕所”，每次都路过三班的门。
有时候她会得到一点回应。那个男生跑过的时候，会朝她点一下头，像第一次那样。偶尔在走廊上碰见，他会说一句“又去上厕所”，语气平平的，但嘴角是弯的。晓棠就会嗯一声，然后拉着我飞快地走开，走出好几步才开始大口喘气，像刚才那几秒钟一直在憋着。
她能跟他说话的机会不多，但每一次她都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课间，她在走廊上碰见他，他正好要去操场训练，就简单说了一句“今天跑十圈”。这三个字晓棠跟我重复了至少五遍，每一遍的语气都不太一样——第一遍是平淡的转述，第二遍带了点得意，第三遍忽然笑了，第四遍皱着眉说“十圈也太累了吧”，第五遍安静下来，自言自语似的说了一句“他真的好能跑”。 那段时间，周末问她去哪儿了，她的回答里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措辞。
“跟朋友吃饭。”
“哪个朋友？”
“就……一个朋友。”
我说你以前跟哪个朋友吃饭都恨不得把人家的名字、班级、星座全报一遍。晓棠不说话了，把脸埋在手臂里，耳朵尖又红了。我心里忽然涌上来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不是生气，也不是嫉妒，只是忽然发现，原来晓棠会把一些事情不告诉我了。她不是故意的，她大概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可我还是有点酸酸的。
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跟她说：“你现在跟那个朋友吃饭的次数比跟我吃饭还多了。”晓棠愣了一下，然后忽然很认真地看着我，说：“不一样的。”我说哪里不一样，她想了想，说不出话，只是挽着我的胳膊紧了紧。我忽然就明白了——我在她心里还是那个位置，只是她的心里多出了一块地方，那块地方她还不知道怎么命名，但她需要我陪着她一起站在这块地方的门口。 晓棠就是在初三那年毫无预兆地突然转学去了重庆。那个男生升到了江城一中高中部，继续在煤渣跑道上跑他的长跑。
高中那几年，晓棠的信一封一封地寄到江城一中。她写重庆的学校有多大，写食堂的饭有多难吃，写新班级里没有人陪她上厕所了。偶尔，很偶尔地，她会在信的末尾，用一行小小的字问一句：那个练长跑的人还好吗？
我每次看到这行字，都会想起那个傍晚的操场，想起她把梧桐叶的叶肉一片一片撕掉，想起她攥着校服下摆看跑道的样子。我没有在回信里多说那个男生的事——他挺好的，还在跑步，偶尔跑过我们教室的时候会往里面看一眼，不过他的目光已经找不到他要找的人了。
我只在回信里写：他还在跑，挺好的。
那是一个短暂的、美好的秘密。从头到尾，不过是一个点头的距离，一句“今天跑十圈”的重量，一个在煤渣跑道上绕了无数圈但始终没有并肩跑过的人。
可我记得那段日子。晓棠每天傍晚拉着我去操场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东西。那不是她惯常的坦荡和大方，而是一种笨拙的、不知道该怎么安放的认真。她说不清楚，我也问不清楚，但我们都在那一个半小时的“全民健身”里，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某种东西的存在。
那大概就是青春期最早的一次心动——不是给自己的，而是给了一个在煤渣跑道上不知疲倦跑圈的人。而我是那个陪她看的人。
第六章 依样画葫芦
初中最后那年，我们开始学化学。
严格来说，化学并不难。初三的化学课本薄薄一本，封面上印着一个烧杯，里面的液体是蓝色的，像嘉陵江在某个角度下的颜色。化学老师姓刘，是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戴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厚得像是啤酒瓶底。他说话慢吞吞的，但是对自己这门课有一种毫不掩饰的得意。每次上课之前，他都要花两分钟把讲台上的仪器摆得整整齐齐——铁架台、酒精灯、烧杯、量筒，还有那根细细长长的玻璃棒——一样一样地放好，像厨师摆盘。
刘老师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学化学，手上要有哈数。”
他演示溶液配制的时候尤其郑重。那天他要把一小匙氯化钠倒进烧杯里，加水，然后搅拌。他拿起玻璃棒，特意停下来扫了我们一眼，用一种传授独门秘籍的语气说：“大家注意看我的手势——搅拌的时候，玻璃棒尽量不要碰到烧杯内壁。这样，这样，看到没有？”他的手腕转得又轻又稳，玻璃棒在溶液中画着小小的圆圈，确实没有碰到杯壁。他很满意，嘴角往上提了提，补了一句：“这就是基本功。你们以后做实验，也要——”
话音未落，咣的一声。
玻璃棒不偏不倚地磕在了烧杯壁上，声音清脆得像敲了一下小钟。全班安静了大概零点几秒，然后轰然大笑。
刘老师举着玻璃棒，整个人僵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先是愣住，然后嘴唇抿紧，腮帮子微微发抖，明显是在憋笑。他努力把脸板正，推了推眼镜，清了清嗓子，试图挽回一点师道尊严。但没用，他的嘴角已经不听话地往上翘了。他终于放弃了抵抗，笑出声来，镜片后面的眼睛又眯成了两条缝。
“当然，”他举起玻璃棒，一本正经地补充道，“偶尔一次碰到杯壁，也没得啥子关系。”
全班笑得更凶了。前排一个男生笑得趴在桌上直捶桌子，旁边一个女生捂着嘴肩膀一抖一抖的。刘老师也不恼，笑完之后重新把玻璃棒伸进烧杯里搅了一圈，这次没碰到杯壁——大概是因为大家已经不关心了。
刘老师不知道，他无意间用一种很丢脸的方式，给我们上了一堂最好的实验操作课。
但笑归笑，化学对我来说仍然是一座翻不过去的山。
我遇到的问题跟刘老师的玻璃棒一样：看上去简单，一上手就磕磕碰碰。化合价是什么？为什么铁有时候是正二价，有时候是正三价？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是电子转移——这句话我可以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但我不真的知道“电子转移”是什么意思。电子长什么样子？它怎么转移？从哪里转去哪里？这些问题我不敢问，因为刘老师每次讲完一个知识点就摘下眼镜擦一擦，再戴上，然后问一句：“有问题没得？”没人说话，他就继续往下讲了。他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有一种天然的期待——这么简单的东西，应该都懂了吧。
我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我把课本上所有的化学方程式抄在一张白纸上，用红笔标出每个元素的化合价，再用蓝笔画出反应前后化合价变化的箭头。抄完之后，我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氧化还原反应的方程式，箭头永远是从一个地方指向另一个地方，像嘉陵江的水，从上游流到下游，不会反过来流。
这个发现不能让我真正理解化学，但它能让我做题。考试的时候，只要看到“氧化还原”四个字，我就把那张白纸上的图在脑子里调出来，对照着看，哪个变价了，哪个没变，谁是氧化剂，谁是还原剂。全对。
林清漪不这样学化学。我知道她不这样，因为她就坐在我斜前方两排的位置。化学课上，刘老师擦眼镜的时候，我的余光能看到她的侧脸。她从来不抄一黑板的方程式，也不画红蓝箭头。她只是听着，偶尔在课本上写两笔，笔迹很轻，像是不太用力就能把那些知识固定下来。
有一次刘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配平题，让大家在下面自己做。我低头在草稿纸上列了一串数字，列到一半发现有个系数不太对，正准备擦掉重来。这时候刘老师问谁做好了，林清漪举了手。刘老师让她上去写答案。
她站起来，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在那道题的方程式下面写了一组数字。没有涂改，没有停顿。一共四个数字，每个都在正确的位置上。
她放下粉笔走回座位的时候，我还在擦我的草稿纸。我那组数字也写对了，但我用了大概三分半钟。
这就是我和林清漪之间的差距。不是分数的差距——后来发成绩，她九十八我九十一，七分之差。差距在于，她好像有一套自己的坐标系，任何新知识投进去，都能自动落到该落的位置。而我是一个没有坐标系的人，每学一样新东西，就得在纸上画一个圈，然后死记住这个圈长什么样。下次换一种题型，圈稍微变了个形状，我就不认识了。
初二学滑轮组的时候就是这样。什么定滑轮不省力只改变方向，动滑轮省力不省距离——这些话我到现在还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但每次做到滑轮组的综合题，我还是得先把公式在草稿纸上全部列出来，一个一个套，套到哪个算哪个。班上一个理科学得好的男生只用看一眼图，就能直接写答案。他跟我说：“你看嘛，动滑轮上有几股绳子，力就是几分之一。”我说我看不出来。他说怎么会看不出来呢，绳子不就在那里吗。
绳子就在那里，但我看到的是绳子、滑轮、挂钩、天花板，一堆东西挤在一起。他看到的是受力分析。
林清漪大概也能直接看到受力分析。
关于林清漪的事，有一半是我观察到的，有一半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
初中的女生提起她，语气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好像她是替整个年级的女生在争一口气。“又是年级第一。”“她不熬夜的。”“她看书的时候老师从来不管。”这些话我听过很多次，每一次的语气都差不多——不是嫉妒，是一种共同体的自豪感。好像林清漪的存在证明了：女生也可以在理科上做到最好，而且不用把自己搞得苦哈哈的。
男生提起她的时候，话就不一样了。他们会用一种“我也不觉得她多厉害”的语气开头，但说到具体的事，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有一次晚自习前，我听见后排两个男生在议论她。一个说：“她就是死读书。”另一个沉默了两秒，然后说：“死读书能读成那样，那我也愿意死读书。”两个人一起笑出来。那种笑里有不服，有好奇，还有一点不好意思承认的佩服。
我跟林清漪不算熟。她话不多，下课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坐在座位上看书——不是那种把下巴抬得很高、拒人千里的样子，更像是很容易被书里什么东西吸引住了，忘了跟周围的人产生联系。她看的不全是课本。有一次我看到她桌上摊着一本很厚的书，封面是那种牛皮纸的颜色，不像教辅，也不像小说。
后来我才知道，她在读《红楼梦》。初三，读《红楼梦》。这件事让我对她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敬意——不是因为她读了一本很难的书，而是因为她能在所有人都在做卷子的时候，安安静静地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有一次我终于鼓起勇气去问她一道化学题。她把正在看的书合上，微微侧过头来看我的问题，然后拿起笔，在草稿纸上画了一个很简单的小图。那个图只有三个圆圈，代表三个原子，旁边用箭头标出了电子的方向。她画的比我那张密密麻麻的红蓝图简单十倍。她用笔尖点了点中间那个圈，轻轻说了一句：“你看，电子是从这里到这里。所以它的化合价变了。”
就这一句话。我忽然就懂了——不是懂了化学，是懂了她为什么能懂化学。她的理解不是靠记，是靠“看见”。她真的能在脑子里看见电子从一个原子跑到另一个原子。
我谢了她。她没有说“不客气”，也没有追问“听懂了吗”，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把那张画了三个圆圈的草稿纸往我这边推了推。那个动作很轻，好像这张纸本来就不是她的，是谁的都一样。
我回到座位上，看着那三个圆圈，忽然想到一件事：这个人好像从来不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表扬也好，佩服也好，敬畏也好，她都收下，但也不特别放在心上。她一个人坐在那里看书的时候，周围再怎么吵，她也不会抬头。不是刻意的专注，更像是她已经习惯了待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很大，大到不需要用力跟外面的人证明什么。可每次有人去敲门，她也从不吝啬开门。讲一道题也好，借半块橡皮也好，她都会微微侧过头来，用一种很平静的眼神看着你，好像在说：我有时间，你说吧。
教地理的何远舟老师是另一种人。
他个子不高，瘦瘦的，讲课的时候喜欢把两只手撑在讲台边上，身体微微前倾，像憋了一肚子话等不及要倒出来。有一次他给我们讲地球的自转轴和公转平面有一个夹角，他说，正是因为这个夹角，才有了赤道。如果没有这个夹角，太阳就会永远直射在地球中间的那条线上——“你们晓不晓得，那条线会变成什么样？”他忽然从讲台上跳下来，在讲台和第一排课桌之间的空地上表演起来：缩着脖子，弓着背，两只脚飞快地在原地交替点地，像踩在烧红的铁板上，嘴里还发出“嘶——嘶——”的倒吸气声，一边跳一边回头对我们喊：“看到没有？要快！不快的话脚趾头都要烫脱皮！”
全班笑得前仰后合。何老师表演完了，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重新站回讲台上，恢复了那副斯斯文文的表情，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他扶了扶眼镜，说：“你们要感谢这个夹角。没有它，就没有四季，没有温带，也没有我们江城。”
何老师还有一个著名的理论：“懒人才会发明创造。”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给我们展示他亲手做的一幅世界地图——不是印刷的挂图，是他用粉笔末和胶水调成颜料，一笔一笔画在硬纸板上的。他说，如果每次上课都需要地图，就得每节课重新画一遍，太麻烦了，所以用胶水调粉笔末，画完了晾干，颜色就不会掉了。他把地图举起来给我们看，上面每一个大洲的轮廓都清清楚楚，连马达加斯加岛都没漏掉。
他是那种对自己的学科有痴迷的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何老师就是那个“乐之者”。有同学在校门口看到过他在指导校工如何用树枝在泥地上画出等边的六边形。他不是在管闲事，是真心觉得任何跟空间、角度、形状有关的东西，都值得认真对待。
我想，这就是林清漪和何老师身上都有的一种东西——笃定。林清漪的笃定是安静的，像一条不声不响往前流的江；何老师的笃定是外放的，像一个人举着火把在黑夜里走路，边走边回头跟你说：快跟上，前面可好看了。
而我呢，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那种笃定。我只知道，在那段用荧光笔画箭头的日子里，我一边羡慕着看得见电子的人，一边努力地用自己的笨办法往前挪。那道“赤线”对我来说不是赤道，而是化学卷子上的一道选择题、物理卷子上的一道受力分析题。每一次跨过去的时候，我都是蹑手蹑脚的，被烫到过脚趾头。但每一次，我都过去了。
晓棠就是在初三那年提前转学去了重庆。她母亲工作调动，举家迁走，她走的时候连期末考试都没来得及参加。她走了以后，我身边的座位空了大约一个星期，然后叶琳搬了过来。
叶琳是我的新同桌，话多，笑点低，喜欢打听各种八卦。班上有谁跟谁走得近、哪个男生偷偷给女生写了纸条，她好像全都知道。她对我很好，用一种喜欢逗我的方式对我好——抢我的橡皮不还，等我急了再笑嘻嘻地递回来；从我铅笔盒里挑最好看的自动笔用，用完了理直气壮地说“借一下怎么了嘛”。她跟晓棠完全是两种人。晓棠是坦荡，叶琳是狡黠。晓棠知道了什么会直接说出来，叶琳知道了什么会先憋着，憋到最合适的时机再扔出来，然后看你的反应。
那天晚自习前，广播里放着一首我没听过的歌，旋律很好听。化学笔记摊在桌上，氧化剂和还原剂之间画满了各种颜色的箭头。叶琳从外面走进来，一边跟着广播哼歌，一边在我旁边坐下。她趴在桌上歪着头看我把那些符号一个个涂上颜色，忽然凑过来，压低声音，用一种“我可什么都知道了”的语气说：“哎，我问你一件事。”
“你问撒。”
“你是不是喜欢程默？”
我的笔在纸上顿住了。荧光笔的笔尖压在那个方程式上，洇出了一个亮黄色的小点，慢慢往外扩，像一滴不小心滴在纸上的眼泪。我没有抬头，但我能感觉到叶琳正在盯着我看——不是随便问问的那种看，是那种早就准备好了要看你反应的那种看。 我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
不是不想说。是太多东西同时涌到了喉咙口。我想说“是”，可这个“是”还没出口，沈朗的脸就浮了上来。沈朗是我们班的语文科代表，口才极好，会在课堂上跟老师辩论，每次都能把全班逗笑。他像舞台上的灯，亮的，刺眼的，让人忍不住往那边看。我一度觉得自己很喜欢他，写在日记本上的那些歌词，那些欲言又止的句子，大多跟他有关。可现在叶琳问的是程默。程默不是灯。程默是那种不起眼的人，说话不多，笑的时候嘴角只抬一边。他会在我没带课本的时候把自己的课本从后排递过来，从桌子下面推到我手肘旁边，一句话也没有。他会在下雨天从我身后撑开一把伞，走两步，回头看我一眼。他看到我的时候，我有点心悸的感觉。
两个人我都喜欢。但这是可以说的吗？如果说“是”，那沈朗算什么？如果说“不是”，那我为什么每次路过操场都要往篮球场那边多看一眼？如果我说“两个都喜欢”，叶琳会不会觉得我水性杨花？我自己都觉得这不对——一个人怎么能同时喜欢两个人？这不忠贞。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可我真的，两个都喜欢。
这些话全部挤在喉咙里，一个字也出不来。我被自己的答案噎住了。
叶琳大概以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玩笑。问一句“你是不是喜欢某某”，对方脸红，否认，她再挤眉弄眼地“哦”一声，这事儿就过去了。她没想到我会僵在那里。她也没想到，她的问题不是戳中了一个秘密，是戳中了一团我自己都没理清楚的乱麻。
我不知道自己沉默了多久。可能只有几秒钟，但那几秒钟长得像一整节晚自习。然后我感到眼眶一热。不是慢慢红的，是忽然一下就涌上来的那种。我的鼻子酸得发疼，视线里的荧光笔记号模糊成一片。
叶琳脸上的笑一下子没了。她慌了。“真的——”她手忙脚乱地碰了碰我的手臂，“我开个玩笑。你莫哭嘛。”
我没有怪她。她没做错什么。她只是问了一个问题。但那个问题太大了。它撞上来的力道，远超她的预期。它逼着我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面对一个我一直在躲避的事实：原来我的喜欢是这样的——拿不准的，飘来飘去的，连自己都没办法对自己交代的那种。我分不清。我解释不了。我既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更不能解释。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哭。
我趴在桌上，把脸埋在手臂里。眼泪流得又快又多，把校服的袖子濡湿了一大片。叶琳在旁边手忙脚乱地找纸巾，一边往我手里塞一边小声重复着“开玩笑的，真的开玩笑的”。我没有抬头。我不是在生她的气，我只是需要把这点眼泪流完。
那天的晚自习前，广播里又放了一首我没听过的歌。走廊上有人跟着哼，哼了两句就忘了歌词。我擦干眼泪，把脸从手臂里抬起来。叶琳不敢再看我了，假装在翻课本。我把被她碰歪的化学笔记重新摆正，翻到今晚要做的那张化合价卷子。
卷子上有一道题问：氧化剂在反应中发生什么变化？我选了“被还原”。不是因为我看得见电子，而是因为我在笔记本上反复标记过太多次：氧化剂→得电子→化合价降低→被还原。我不用理解。我只需要记住箭头的方向。
这世上有些人是看得见电子的人。有些人是能把赤道画在硬纸板上的人。有些人是站在走廊尽头安静地看着江水往南流的人。
而我，就是一个用荧光笔在纸上画箭头、画了三张白纸的正反面、然后考九十一分的人。一个被问到喜不喜欢的时候就只会哭的人。
可那又怎样呢。眼泪擦干之后，该配平的方程式还是要配平。该画的箭头还是要画。搞不懂的就先记下来，说不出的就先咽下去。依样画葫芦，画多了，葫芦也能画出几分像。
第七章 岳阳楼记
高一的教室在一栋旧楼里。
旧到什么程度呢？每天放学做清洁，扫出来的灰能装半桶。不是普通的灰，是那种积了很多年的、带着粉笔末和旧木头味道的灰。走在楼梯上，能感觉脚下的水泥地在微微往下陷，扶手上永远有一层擦不掉的灰白色粉末，你不去碰它，它自己会飘起来，在午后的阳光里慢慢翻滚。整栋楼像一本放了太久没翻开的书，每走一步都扬起细密的尘埃。
大扫除是在下午放学之后、晚自习之前的空档。别的人都去吃饭了，教室里只剩做清洁的值日生。我不用看值日表——我是生活委员，管的就是这个。说是“生活委员”，其实就是那个负责盯着大家做清洁的人。但我从来不盯着别人，我自己干。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我在家从来不扫地。家里的地是我爸拖的，他当医生，有洁癖，看不得地上有一根头发丝。我周末在家，他拖地拖到我脚边，我脚抬一下，继续读我喜欢的小说，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可是在这间破教室里，每当我拿起扫帚，看着满地灰土、纸屑、橡皮擦屑在日光灯下铺成一片灰蒙蒙的地毯，心里就会涌起一种奇怪的冲动——我想把这片灰蒙蒙的东西，弄干净。不是“我应该做”，是我想做。像有一根被谁拧反了的发条，在家该做的事不做，在这里却停不下来。 做清洁之前要先洒水。不洒水不行——扫帚一落地，整间教室就炸了。灰尘扬起来，在日光灯下形成一团一团灰黄色的烟雾，把扫地的人裹在里面，呛得人睁不开眼。所以每次轮到我洒水，我都会提前从厕所接满一桶水，用搪瓷缸子一缸一缸往地上泼，像浇花一样，一行一行地浇过去。水渗进水泥地，把灰尘压住，在昏黄的灯光下洇成一片一片深色的水痕，像一幅只有我能看懂的地图。这时候才能开始扫。
清洁做完，鞋底上沾的泥比操场上的还厚。头发上都是灰，用手指一抓，涩涩的，但看着原本灰扑扑的地面被水洇湿、被扫帚一行一行扫过之后露出它本来的颜色——那种灰青色，带着潮气，干净得甚至有点反光——我心里就会很安静。像把一首跑调的歌重新唱回了音准上。
我们的教室在一楼。窗户对着围墙，采光不好，白天也要开灯。日光灯管老化了，嗡嗡响，照得每个人的脸都有点发青。但那时候我们刚升上高中，对环境的容忍度很高——反正就是上课、做题、考试，教室长什么样不重要。
后来学校说这栋楼要拆了，我们班被临时搬到顶楼的一间空教室去。
那间教室比原来的更破。窗户关不严，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没有翅膀的鸟，每次抬头都能看见它蹲在那里。课桌的桌面上刻满了前辈留下的字——有公式，有歌词，有某年某月某人到此一游，还有一句“我想出去”，不知道是谁刻的，刻得很深，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
但就是这间教室，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
夏天的时候，太阳从早晒到晚，屋顶被烤了一整天，按理说应该热得像蒸笼。可是因为窗户关不严，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形成一股持续的穿堂风。它不像空调那样凉，但它一直在动。你坐在那里，汗还是会出，可是不闷。那种风有一种奇怪的质感——从窗外吹进来的时候，会先经过楼下的梧桐树，所以风里仿佛还带着树叶的味道，闻久了会上瘾。
我们就是在这间教室里，学习了《岳阳楼记》。
教语文的老师姓范，是个中年男人，长得很壮硕，肩膀宽，骨架大，站在讲台上像一座敦厚的山。他说话声音低沉，念古文的时候每个字都咬得很实在，像把一颗一颗石头放进你手心里。他是那种富于激情的老师，说到动情的地方，总是忍不住一边拿着书本，一边用两只手在空中打手势。
那天下午，风特别大。窗户被吹得咣咣响，有人用作业本折了个纸楔子塞住窗缝，过一会儿又被吹掉了。范老师索性把窗户全部推开，说：“透透气。”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风涌进来，把讲台上的书页吹得哗哗翻。他用手按住书，忽然停下来，看着窗外。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梧桐树的树冠在风里摇晃，叶子翻出银白色的背面，像一片一片的波浪。我们往外看。天是灰的，树在动，远处的教学楼在阴沉的天光下显得比平时更旧。
“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他一句一句念下去，解释着，翻译着。范老师很有耐心地、逐词逐句地向我们讲解，那九百多年前的文学世界。那个下午，在那样一间破教室里，风吹着我们，吹着书页，吹着那些写满公式的课桌——我们忽然懂了。不是懂了翻译，是懂了那种感觉。那种“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的感觉，不需要解释。
他翻到下一页，念到“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风刚好变了方向，不再那么猛了，变得柔软了些。他说，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根本不在岳阳楼。他是在别的地方，凭一幅画写出了眼前这一切景象。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
“所以文学这件事，”范老师说，“不靠眼睛，靠心。”
他说完就继续往下念了。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风把头发吹到脸上，有点痒，但我没有去拨。椅子是硬的，桌面上有一块凸起的木刺，平时总硌着手肘，但那天我没觉得不舒服。我没有去过岳阳楼。但此刻坐在这间破破烂烂的教室里，风从四面八方涌进来，吹得人又凉快又清醒。我想，这大概就是范仲淹写的那种感觉吧。不是“岳阳楼”的感觉，是“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的感觉。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爱上了这间破教室。爱它扫地之前要洒水、洒了水还是一鼻子灰的狼狈。爱它关不严的窗户和天花板上那只没有翅膀的鸟。爱那些只有我一个人在的傍晚——洒水，扫地，把歪掉的课桌一张一张对齐，然后把黑板擦了又擦，擦到上面一点粉笔印子都看不见。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也没有人检查。我只是觉得，让一间灰头土脸的教室变得干净，是一件让我安静的事。就像我爸在家里拖地一样——我忽然想到，也许我不是跟他相反，我是跟他一样。他用干净把家变成家，我用干净把这间破教室变成我们的。
范老师经常痛心疾首地批评我们。
“你们这些少男少女，”他站在讲台上，眉头拧成一团，语气里带着真切的困惑和痛心，“十多岁的年纪，最应该读诗、最爱读诗的年纪——你们怎么一个个只想着刷题？”
没人回答。我们确实只想着刷题。物理卷子明天要交，化学方程式还没配平，英语完形填空错了三个，谁有心思读诗？ 但他不管我们有没有心思。他每周布置一篇周记，不许写成读后感，不许写成议论文，必须是“你自己的东西”。写什么都行——写你养的猫，写你做的梦，写你昨天在食堂吃到的饭。但必须是你自己的。
周一交上去的时候，全班都惴惴不安。因为范老师真的会看。不是打个勾就发回来，是每一篇都打分，还写评语。他会在评语里跟你讨论——“这个结尾是不是太仓促了？”“这个比喻很有灵气，你再往下挖一挖。”
他特别喜欢念别班一个男生的周记，那个人很爱用王菲的歌名做题目，写“开到荼蘼”啊、“百年孤寂”啊，辞藻华丽得不像一个中学生写的。范老师念给我们听的时候，眼睛里有光。我们都知道他是想用这种方式刺激我们——你看，人家可以写成这样，你们也可以。
但说实话，我更喜欢读自己班同学的周记。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沈吟的女生写的。她文风很自由，想到哪写到哪，有一种粗粝的、不加修饰的生命力。写她在家里阳台上种了一棵葱，葱死了，她哭了。写她爸喝醉了在客厅里唱歌，调子全跑了，他平时从来不唱。她写的东西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她写的时候好像完全不考虑“别人会怎么看我”，就是把一件事原原本本地放在那里，连带着周围的声音、气味、光线，全部一起端上来了。我每次读她的周记都觉得，原来文章可以这样写。
还有一个叫江若明的女生，写她跟着她妈去股票交易所。那时候股票还是个新鲜事物，交易所里挤满了人，空气又闷又热，显示屏上的数字不停跳动。她写她看着那些数字，忽然觉得自己也在跟着它们起伏——涨了就高兴，跌了就心慌，但其实她一分钱股票都没买。她说她在那间大厅里第一次感觉到，“原来人是可以被数字牵着走的”。范老师非常欣慰，给她的周记打了高分。
何言是我从小一块儿长大的朋友，她古灵精怪，有一次的周记题目是《如果云知道》。那是许茹芸的歌，那年头大街小巷都在放。我以为她要写听歌的感受，但往下读了几行，我就知道自己猜错了。她写的是：她想报考医学院，以后想当一个医生，想拿着手术刀，切开皮肤、肌肉、脂肪，看到人体里面的样子，想一想就有点害怕，但又觉得那也许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东西，因为身体不会撒谎，骨头就是骨头，血管就是血管，一切都是它本来的样子。她写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云，然后自己笑出声来。如果云知道（我要去学解剖），一定吓一跳。
我读完，抬起头看她。她正装作在订正英语卷子，但嘴角有一点绷不住的笑意。
“怎么样？”她没抬头。
“你真的要考医学院？”
“嗯。”
“学解剖？”
“嗯。”她终于抬起头来，眼睛亮亮的，“你不觉得很酷吗？”
我被她自由的文字震撼了，原来可以这样写文章。可以这样——把心里那些不太确定、还没完全成型的东西，就那么坦诚地放在纸上，给另一个人看，甚至告诉全世界。
我暗暗惊叹，周围太多有才华的女同学，她们已经说出了最厉害的东西，只是可能她们自己还不知道。
那时候我开始明白了。好的文章不一定要像《岳阳楼记》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也可以像李清照写“轻解罗衫，独上兰舟”——写一个人，在一个很具体的时刻，看见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然后诚实地把它说出来。不需要拔高，不需要升华，不需要在结尾加一句“通过这件事我懂得了什么道理”。诚实本身就足够动人。
那种诚实不是柳永式的——柳永写女性，总觉得是在替女性抒情，但那个情是他想象中的情，是他希望女性拥有的美好与感情。而我读到的这些女同学的周记，她们写的，不是被观看的、被想象的情感，而是她们自己在经历的东西。是她们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心跳，自己站在窗前看着云的时候，心里涌上来的那些尚未被命名的念头。
这种差别，当时的我说不清楚，但我能感觉到。就像我能感觉到何言写“如果云知道一定吓一跳”时，她不是在为阅卷人写，不是在为分数写，甚至不是为任何观众而表演。她只是在那个周日的午后，对着窗外的云，说出了一句真心话。而我恰好听到了。
后来有一天，门儿告诉我一件事。
“你知道范老师以前在哪吗？”她说。
“是某所区乡中学吧，听说是刚从下面调上来的。”
“嗯。”门儿点点头，“我初中班主任，是他老婆。”
我愣了一下。
“所以范老师的事，”门儿说，“我在来一中之前就听说了。听了整整三年。”
她说，初中的班主任老师是个很温柔的女人，教她们语文。每次批改作文到深夜，抬头看见自己丈夫也在对面桌上备课、翻词典，就会忍不住跟班上的学生提起。说她的丈夫对语文这件事有多痴迷，怎么把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从头到尾地翻，怎么把里面的例句一条一条抄在本子上，不是为了考试，就是觉得“这个词用得真好，舍不得忘掉”。说他想调到更好的学校去，不是图什么待遇，是觉得在更大的平台上，他能为语文这门课做的事情更多。
门儿说，那时候她坐在下面听班主任讲这些，心里想的是：这个范老师，是个什么人啊，怎么有人能把词典当课外书读？ 后来她考进了一中，分到了范老师班上。开学第一天，一个宽肩膀的中年男人端着搪瓷茶杯走进来，她坐在下面，差点笑出声来。
“就是久仰了的感觉，”门儿说，“但又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
“你想，在我初中班主任嘴里，范老师是什么形象？是伟岸的，帅气的，性感的——你不要笑——一个妻子讲自己丈夫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以后就知道了。可是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很朴实的、上课会讲得满头大汗的中年人。一种是把语文当信仰的人，一种是把教语文当生活的人。这两种人当然是一个人，但女人眼里的丈夫和女学生眼里的老师，永远是两个人。”
我没有追问。但我想起范老师上课时用手擦黑板的样子——粉笔灰落在他的袖口上，他不去拍，讲到激动处，袖子蹭到黑板上，蹭出一道白印子。他在讲台上走来走去的时候，步子是大的，有点笨拙，不像那些身材修长的男老师那样优雅。怎么看都不算一个“性感”的人。
但我好像能想象那个画面——一个男人和一本书、一盏灯、一个等着他批改完作业的妻子，那是一个女人眼中的丈夫，不是学生眼中的老师。那是另一种真实。
门儿说得对。我们每个人眼里看到的，都是不同的人。就像我看到的何言，是那个在周记里害羞地说“如果云知道一定吓一跳”的女孩——而我妈妈眼里的何言，是那个跟我幼儿园就同窗的小姑娘，娇娇弱弱的，文静可爱的。这两个何言是一个人，但又不是同一个人。
就像这间破旧的教室——在我们眼里，它是每天做清洁要洒遍水才能落扫帚的地方；在范老师眼里，它是他挑着扁担从区乡中学走出来之后，第一个真正属于他的讲台。
风还在吹。那些从窗缝里灌进来的风，经过我们，经过那些刻着“我想出去”的课桌，经过范老师粘着粉笔灰的袖口，往很远的地方吹过去了。
第八章 过检论
一中的教导主任姓严，是个很时髦很漂亮的女人。漂亮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班男生私下讨论过。有人说她像《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莉香，被一致否决了——莉香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严主任不笑。她的下颌线像刀裁出来的，一丝不乱的盘发，永远穿深色套装，走路的时候高跟鞋敲在水磨石地面上，嗒，嗒，嗒，节奏从不乱。最后是陆晨风定的调。那天严主任从走廊那头走过来，陆晨风歪着头看了三秒，说：“像日本人。昭和时代的。”我们都觉得这个比喻很准，虽然没人说得清“昭和时代”到底是什么意思。
严主任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风纪。周一晚自习前，例行的全校大检查。她一个一个看过去——头发过耳的要剪，刘海过眉的要撩起来给她看，指甲长的要当场剪掉。她随身带一把指甲刀，银色的，很小，走到谁面前啪地往桌上一放，那声音像上膛。女生不能烫发染发，不能披肩，不能戴任何首饰。男生不能留鬓角，不能穿拖鞋进教室。
那天查到我们班的时候，她停在孟榆面前。
孟榆是我们班一个很安静的女生，坐在倒数第四排靠窗的位置。她平时从不讲究打扮，冬天一件藏蓝色棉袄，夏天一件白衬衫，头发永远扎得规规矩矩。但那天她脖子上挂了一根很细的银链子，坠子藏在领口里，只露出上面一截细细的链身，在日光灯下闪了一下。
严主任的眼睛像鹰一样。
“脖子上什么东西？”
孟榆愣了一下，下意识用手遮了一下领口。“没什么……一根链子。”
“拿出来。”
孟榆没动。严主任伸手，直接把那根链子从她领口里拽了出来。坠子是一块很小的玉，青白色的，用红绳系在银链上。严主任把坠子翻过来看了一眼。
“校规怎么说的？不准佩戴任何首饰，你不晓得吗？”
孟榆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她张了张嘴，声音很小：“这是我外婆给我的……”
“我不管谁给你的。”严主任把链子从她脖子上解下来，“没收。明天叫你家长来。”
她已经走向下一个学生了。嗒，嗒，嗒。脚步声均匀，不紧不慢。
孟榆站在那里，手还保持着遮领口的姿势。然后她的眼眶红了。眼泪一滴滴落下来，落在课桌的桌面上，她没有去擦。坐在她旁边的沈吟伸手过去，握住她的手腕，很轻地握了一下。孟榆没有回应，只是低着头，让眼泪一直流。日光灯嗡嗡响着，那声音平时听惯了不觉得，那天却特别刺耳，像一只困在玻璃瓶里的苍蝇。
那天晚自习，整个教室比平时安静得多。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传纸条，连翻书的声音都比平时轻。
第二天早上，陆晨风迟到了。
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早自习已经过了一半。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折成四四方方的一块，走到孟榆桌前的时候停了一下，把那张纸递给她。
孟榆打开那张纸，只看了第一行，就用手捂住了嘴。
那是一篇用文言文写的檄文。确切地说，是用《过秦论》的文体写的。我们刚在语文课上学完那篇课文，范老师在讲台上念“秦孝公据崤函之固”的时候，底下睡倒了一大片。没有人想到，这篇让所有人昏昏欲睡的文言文，还能有这种用法。我不知道陆晨风写它花了多长时间，他把“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改成“严主任据校规之严”，把“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改成“容仪不宽而师生之情疏也”。张恒说，这篇东西要是交给范老师，肯定能拿满分。
那张纸在我们班传了一圈。每个人接过去的时候都是先愣住，然后就是一副拍案叫绝的表情，然后传给下一个人。到张恒那里的时候，他正在喝水。看了两行，水从鼻子里喷出来，咳了半天，同桌拼命拍他的背。刘铮把纸接过去，看完之后沉默了三秒，然后用一种很正式的口吻对同桌说：“今晚我要背诵全文。”
那张纸传到我手里的时候，我读到了这样一句——“使天下学生，不敢言而敢怨”。还有一句——“容仪之酷，甚于秦法”。“酷”字在古汉语里本来就有“严酷”的意思，但用在这里，所有人都读出了另一层意思。陆晨风没有在文章里提孟榆的名字，但他写了那根链子——不是写链子本身，是写为什么一根链子能让一个女孩在全班面前发抖。他不写“严主任没收了”，他写的是这件事为什么让人觉得憋屈。他不是在诉苦，他是在追问：凭什么？
这就是陆晨风。他不跟你共情，他跟你讲道理。但他的道理从来不让人觉得冷，因为你知道，他写这几千字不是为了炫技，是为了给那个被当众羞辱的女孩，一个比她所受的伤害更有力的回应。
那张纸传完一圈之后，被陆晨风要了回去。他很坦荡地记在了周记里。我们不知道范老师是否用红笔重重地圈点出里面的词句，激赏不已——到底这是我们班同学绝无仅有的一次文言文创作，而且还是针砭时弊、直抒胸臆，肯定让范老师印象深刻了。而那张纸上的一些句子，我们很多人都记住了。就像那间破教室里刻在课桌上的“我想出去”——有些东西一旦被说出来，就再也收不回去了，它会留在空气里，像大扫除之后洒过水的那种潮气，看不见，但你知道它在那里。
这件事之后，我们班跟严主任的关系并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检查还是每周一次，指甲刀还是啪地放在桌上。但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具体是什么，我说不上来，只是每次严主任来检查的时候，我们班有一种说不清的、心照不宣的东西。就好像一群人共同守护着一个秘密，那个秘密很宝贵，它让你觉得你不是一个人在承受什么。
至于那根项链，严主任没有再提过，孟榆也没有。但有好几次，我看见孟榆伸手去摸自己空荡荡的锁骨窝——那个位置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但她的手指还是会不自觉地去碰那个地方，像在摸一件还在的东西。
后来我听说，严主任当教导主任之前，是教政治的。她上课的时候从来不笑，但讲得极好，条理分明，板书工整得像印刷体。有一年高考，她带的班政治平均分全市第二。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表扬她，她站起来点了个头，表情和检查风纪时一模一样。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也许她年轻时也笑过，也许她只是觉得，在两百个躁动的少年面前，笑是一种危险的东西。我有时候会试着想象她在家的样子——也许她会对着镜子把一头长发细细盘好，也许会养一盆文竹，放在朝南的窗台上，每天浇水。但这些画面都是我想象出来的。我从来没有真的见过她的生活。我见到的，只是她每周一出现在我们教室门口的样子：嗒，嗒，嗒，从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目光像一把尺子，量过每一个人的领口、发梢和指甲缝。
很多年以后我想起陆晨风那篇《过检论》，还是会忍不住笑。但我也会想起严主任。想起她那把银色的指甲刀，想起她站在讲台上检查风纪时那种不近人情的认真。我仍然不喜欢她——但我好像多了一点什么东西。不是理解，不是原谅，是一种更复杂的视角。就好像在看一幅只有一个颜色的画，看久了，忽然发现那个颜色里有好多层。
而陆晨风，他大概早就忘了这篇文章的词句了。对他来说，那不过是他少年时代无数即兴发挥中的一次。就像那栋旧楼，后来拆了，我们搬进了新的教学楼。新教室的窗户关得很严实，冬天不冷，夏天不通风，做清洁也不用先洒水了。一切都变得更好，更整洁，更符合规范。只是我再也没有在一间教室里，闻到过那种灰尘被水压住之后的气息。
第九章 后排的兄弟姐妹
高中换到新教学楼之后，教室比从前亮堂了不少，但最后一排依然是最后一排。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真心喜欢坐后排。不是那种“没得选了才坐后面”的无奈，是主动的、发自内心的喜欢。我的身高在班里不算最高的那几个，按理说坐后排有点勉强，但后排有一种“山高皇帝远”的自在。讲台上的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视线是往前三排投射的，到了第四排开始减弱，到了最后一排，已经像探照灯扫过远处的海面，只剩一点余光。我利用的就是这点余光。
对于一个喜欢在课桌底下看闲书的人来说，后排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你把课本竖起来，往桌上一立，就是一个掩体。然后把小说翻开，放在膝盖上，或者塞进桌肚里露出一截，用课本挡住老师的视线。从讲台上看过来，你就是一个正在认真看书的好学生。其实你可以看屠格涅夫，可以读鲁迅和周作人，可以藏一本配着雷诺阿油画插图的英文杂志。我算过角度，数学课上学过的视角知识，全用在这上面了。从讲台到最后一排，视线与桌面形成的夹角最小，只要你把头埋得够低，老师基本上看不见你在看什么。这是一种建立在几何学基础上的安全感，也是我整个中学时代学以致用的巅峰。
喜欢坐后排的不止我一个人。
高一下学期，班主任破天荒地搞了一次“按成绩排名选座位”。全班同学按上次月考的名次，从第一名开始，依次走进教室，挑一个自己想坐的位置。这在当时是个新鲜事——在此之前，座位都是老师排的，谁跟谁同桌，谁坐第几排，全凭班主任的一支笔。现在忽然把选择权交还给我们，整个教室都沸腾了。
林清漪第一个进去。她选了靠窗第三排——不前不后，不偏不倚，一个没有任何破绽的位置。她选完之后就坐下来，翻开一本书，周围再怎么叽叽喳喳，她也没有抬头。
前面的人一个个进去，好位置一个个被挑走。轮到曾朗的时候，教室里剩下的空位已经不多了。他站在门口扫了一圈，目光越过前三排，越过中间几排，稳稳地落在最后一排靠墙的那个角落。然后他毫不犹豫地走过去，一屁股坐下来，把腿往前一伸，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
那个笑容还没来得及完全展开，班主任就开口了。
“曾朗。”
他的笑容凝固在脸上。
“你，坐到前面来。”
班主任的语气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敲下去。他什么理由都没给——不需要给。他教了三十年的书，带过不知道多少届学生，一个男生选最后一排意味着什么，他用脚趾头都想得到。那种“滑头”的企图——想躲到老师视线之外，想偷偷看闲书、讲小话、做小动作——在他面前，跟透明的一样。
曾朗挣扎了一下：“老师，我视力——”
“你视力五点二。坐到第三排来。”
全班都在憋笑。曾朗灰溜溜地抱着书包挪到了第三排。后来他很沉痛地跟我分析说，他这属于战术失误。就算想坐后排，也不能表现得那么急切。应该先在前排犹豫一下，假装纠结，然后再慢慢踱到后排，做出一副“随便坐哪都行”的样子。
但后排并没有因为曾朗的暂时被迫迁出而失去它的魅力。那里依然坐着我们班最好玩的一群人。我们换座位的方式是横向轮换——每两周整组往右平移一列，但排数不变。个子高的永远坐后面，个子矮的永远坐前面，这很公平。所以坐后排的人不会因为轮换而变成第一排，坐第一排的人也不用担心自己突然被发配到后排去够不着黑板。这种制度的好处是，你在后排待久了，你周围的人也是固定的——你们是一起被平移的，像一支小型的舰队，整体移动，阵型不变。我和门儿就是这样并肩坐了将近三年。
门儿坐后排是天经地义的——她个子高，修长挺拔，一头短发利利落落，走起路来步伐带风，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英气。她有一种独特的中性美，英气，飘逸，俊秀，潇洒。用现在的话说，比李宇春还要早一个时代。
她每天骑一辆自行车上下学。那辆车是辆二六的旧车，车身是那种说不上什么颜色的灰绿色，漆皮磕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铁架。链条松弛，蹬起来咔咔作响，尤其在爬坡的时候，那声音简直像在哀嚎。门儿给她的爱车起了一个名字，叫“风中追风”。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笑得差点从座位上摔下去。后来我回味良久，越想越觉得有道理。风中追风——那辆笨重的、锈迹斑斑的、每蹬一下都像在和链条谈判的老车，配上一个这么轻盈飞扬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幽默。但这种幽默里没有自嘲，没有苦涩，只有一种理直气壮的乐观。好像在说：我知道它慢，但我不嫌它慢。它是我的车，我就叫它风中追风。
每天早上，那辆“风中追风”准时出现在校门口的自行车棚里，和那些崭新的山地车、变速车挤在一起，像一个穿着旧军装的人站在一群穿西装的中间。但门儿从来不多看旁边的车一眼。她锁好车，把书包往肩上一甩，大步流星地走进校门，短发在晨风里一颠一颠的。
门儿有一种天生的幽默感，不是那种刻意讲段子的类型，是那种随时随地都能发现好玩之处的才华。任何时候，任何一句话，只要到了她那里，绝对不会掉到地上。任何一个小的细节，她都能调侃半天，而且调侃得恰到好处——既让人觉得好笑，又不会让任何人觉得难堪。在过于紧张、神经紧绷的高中时代，她简直就是我的开心果。
我们俩上课的时候经常笔谈。她喜欢用笔在课本的空白处画小人，还自称是“抽象派”。画完了就趁老师不注意，把课本往我这边推一推，让我鉴赏。我看一眼，写两个字——“退步了”，推回去。她写——“你不懂艺术”。推过来。我又写——“是你不懂什么叫退步”。再推回去。一来一回，一节课能传好几轮。
这种对话不能出声。笔谈的好处是，不会有人发现你在讲话；坏处是，有时候太好笑了，憋不住。有一回她在纸上画了一只长着翅膀的自行车，旁边写了四个字——“风中追风”。那个自行车被她画得像一只笨重的河马，背上插着两只鸡翅膀，正在拼命往前蹬。我看到之后把脸埋在胳膊里，肩膀抖了半天，差点被老师叫起来问话。
除了画小人，她还会在纸条上写一些稀奇古怪的话。有一回她推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说，我们以后会不会变成那种很无聊的大人？”我想了想，写：“有可能。但你应该不会。”她看了，画了个笑脸，推回来。过一会儿又推过来一张：“那你呢？”我想了很久，最后只写了三个字：“不知道。”她看了，没有再推回来。下课铃响的时候，她把那张纸条折起来，夹进了课本里。
那一年，能让整个后排活过来的还有另一个人，叫陆晨风。他那篇《过检论》传遍全班的时候，就是从后排传出去的。传阅的起点是孟榆的座位，但中转站是后排——那张纸从倒数第二排开始往四面八方传，每传到一个人手里，先是一愣，然后嘴角一抽，然后传给下一个。整个过程静默无声，像一场没有配乐的快闪。我后来想，如果陆晨风坐在第一排，这件事大概就不会发生了。因为前排离老师太近，任何风吹草动都在监视范围内；后排则像一个缓冲区，有些东西可以在这个缓冲区内被孕育、被传递、被保存。
后排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照顾曾朗。
曾朗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一响，就从座位上弹起来，拎着篮球往外冲。晚自习之前那一个多小时，是球场人少、光线最好的黄金时段，他舍不得浪费在食堂排队上。所以他经常饿着肚子打球，打到晚自习快开始了才满头大汗地跑回来，头发贴在脑门上，球衣的胸口洇出一大片汗渍。他往座位上一瘫，伸手往桌肚里一摸——总有东西。 有时候是一个包子，有时候是稀饭和豆浆，有时候是用搪瓷饭盆打回来的食堂饭菜，盖子盖得严严实实。都是热的。
他从不过问是谁放的，只管闷头吃。后排的人也从不多嘴。曾朗的桌肚俨然成了我们班一个不成文的“补给站”，谁从食堂回来顺路带一份，就往里一塞。不是商量好的——一件事做得久了，就成了习惯。
做这事最多的是三个女生——苏媛、陈敏和顾念。苏媛和陈敏住校，每天在食堂吃饭，回来的时候总顺手多打一份。顾念当过班长，能干，周全，像所有人的姐姐。她从不声张，但晚自习铃响前总见她往曾朗的座位瞟一眼，确认桌肚里有东西，才安心坐回自己位置。曾朗大概也知道那些包子馒头来自谁——有一次他打完球回来，从桌肚里摸出一个还冒热气的肉包，回头冲后排咧嘴笑了笑。苏媛低头看作业，陈敏假装在翻书，顾念正在跟旁边的人说话，谁也没接他的茬。曾朗也不在意，啃着包子转回去了。
门儿从来不参与这件事。她对曾朗没有任何意见——她只是对他没什么兴趣。她给我讲过，她初中班主任是范老师的老婆，所以她知道范老师好多事。她喜欢讨论语文课上的典故、周记里的奇思妙想、金庸小说里的人物。每次我们聊这些，她的眼睛就亮起来，语速比平时快一倍，手势也多起来。可一聊到男同学之间的八卦，她就往后一靠，把课本往脸上一盖，说：“你们聊，我先睡会儿。”
这种“不参与”也构成了后排生态的一部分：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喜欢同一个人，也不是每份善意都必须被所有人分担。后排的包容，不只是对他人的包容，也是对自己选择的包容。你不必假装关心一个你并不在意的人。你可以关心你真正在意的事。门儿关心的事，是风中追风能不能再撑一个学期，是今天黑板上的那首诗到底好不好，是她的抽象派画作有没有被我公正地评价。她的世界有自己的运转轨道，安静，自足，又灵动。
高三最后一学期，大家的压力都很大。有一次晚自习前，门儿忽然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我桌上。是一张卡片——那种拉出来会变色的，从不同角度看，颜色会从紫变绿，再从绿变金。
“给你的。” 我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以后不管去哪，记着风中追风。”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没有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从来不需要解释。
很多年以后，我还记得那行字。也许她的意思是，不管走多远，不管以后骑车还是开车，不管生活变得多快多轻便——别忘了那辆笨重的、锈迹斑斑的、每蹬一下都咔咔作响的自行车。别忘了给它起一个轻盈的名字。
后记
我们好像缺一个跟母校的正式告别。
记忆中的那个夏天，知了从早叫到晚，梧桐叶子被太阳晒得卷了边。我们在酷暑难耐中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两天考试，然后铃声响了，我们放下笔，走出考场，各自奔赴前程。没有毕业典礼，没有抱头痛哭，没有把校服脱下来互相签名。一切都发生得很快，快到我们来不及意识到，那扇灰扑扑的校门，我们以后再也不会推开了。
毕业后，我们的中学跟二中合并，迁去了二中的校址。母校原来的校园在二十多年里几经易手，先后留给了另外两所学校。很多老师去了重庆的其他名校工作，也有老师走了之后又回来，还是离不开一中。再跟老师们谈起母校的时候，他们无不感慨地说，已经对“江城一中”这个名字感到有些陌生了。这个名字正在被遗忘——被合并后的新校名覆盖，被时间磨损，被一代又一代新的考生、新的录取率、新的光荣榜取代。
可是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在一中度过了六年校园时光的学子而言，母校承载的东西太多了。那些东西复杂、精微，难以用言语完全表述。我只能很笨拙地努力去接近那种记忆中的现实——洒水扫地时灰尘被压住的气息，晚自习前校园广播里响起的歌，严主任的高跟鞋敲在水磨石地面上，范老师推开窗户让风灌进来，门儿的自行车在爬坡时咔咔作响，陆晨风那篇《过检论》在班里悄悄传阅时大家憋着笑的肩膀，还有初中化学课上，刘老师手里的玻璃棒磕在烧杯壁上那一声脆响。
我想呈现的是那个还能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慢慢长大的九十年代，那个物质还不发达的九十年代，那个教室窗户关不严、扫地之前要先洒水、做清洁做得灰头土脸的九十年代。我们就是在那样一个年代里，得到了知识的启蒙，人格的塑造，也结下了影响我们一生的宝贵友谊与师生情谊。
我也想呈现一个女性视角下的青春期。身体和心灵的发育带来的尴尬与不安，被审视、被骚扰的经历，混合着情窦初开的美好、懵懂与困惑。护舒宝和小天鹅之间隔着的不是两多钱，是两个时代。月经带的暗红色秘密从母亲那一代传到我们这一代，忽然就断了。可那种遮遮掩掩的羞耻感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这些经历和同龄人之间的交流、安慰与陪伴一样，跟生理卫生课一样不可或缺，甚至或许更为重要。而那时候的我们，还不太懂得怎么把它们说出来。
本来这个集子应该以高考的一章作为结尾。可是写到这里，我突然不想写了，就想留白。
我知道很多人跟我一样，在高考结束后的好几年里，还会梦到考试的场景。梦到自己在考场上发现漏做了一整面卷子，梦到铃声响起时作文还没写完，梦到自己走错了考场。醒来之后要愣几秒，才能确认那场考试已经过去了很多年。青春是戛然而止的，没有终章。等我们回过味来，轻舟已过万重山。
引用一位高中好友的话：中学的教室是回得去的，可是对很多人而言，这离别就是一辈子。
那些洒水扫地的傍晚，那些从窗缝里灌进来的风，那些课桌上刻着的“我想出去”，那些排在教室后排的兄弟姐妹们——他们都还在那间教室里坐着。日光灯嗡嗡响着，梧桐叶子在窗外摇晃，晚自习前的广播里又放起了一首我们没听过的歌。
他们永远在脑海里存在着。而我，很想用文字记下来，这样可以给更多的朋友一个可以随时回去的空间，虽然他们未必跟我有同样的经历或视角。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共同经历的时空里，一人一个世界。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大家都来修筑这座记忆的殿堂，让它变得丰富又鲜活，不会在时光里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