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蒂姆像走进自家院落一样，轻车熟路地爬上斯诺登山。七十二岁了，关节和呼吸都在提醒他岁月的重量。他想起二十年前跟詹姆斯并肩爬山的样子——两个人从兰贝里斯山脚的石头房子出发，沿着矿工小径一口气攀上一千多米，气都不喘一口，偶尔还能小跑一段。老伙计。他在心里默默说。
爬到一处合适的角度时，太阳正好从山谷里升起来，佩里斯湖的水面被晨光照成一片浅金色的薄纱。红色的石楠覆盖的山体在阳光和薄雾里显得异常温柔。他停下来，把背包里的画具一件件摸出来，展开速写本、削好炭笔，然后像入定一样迅速沉进画面里去。在野外画了大半辈子，他早已学会如何在转瞬即逝的光里钉住自己，让手跟着山走。
风从山谷里穿上来，呜呜地响，像老友詹姆斯还坐在旁边。
兰贝里斯的风是从斯诺登山的山脊上滑下来的，经过佩里斯湖的时候会打个转，绕过村口那几棵歪脖子树，才慢慢散开。他和詹姆斯年轻时坐在山坡上，有时候一整个下午都不说话，只是听着那阵风，听着它经过不同高度时发出的不同声音——低处浑厚，高处细长，穿过石缝的时候会变成一种近乎人声的呜咽。詹姆斯说那是山在替他们说话。蒂姆没有接话，但他记了一辈子。
蒂姆画了一整个上午。快画完的时候，他放下笔，看了看画纸，又看了看对面的山脊线。风从左边绕到右边。他没有再补笔。他在石头上多坐了一会儿，让风吹过他的外套和肩背。然后他合上速写本，站起来，沿着原路往下走。腿比上来的时候更沉了。但他没有停。兰贝里斯在他脚下慢慢展开，石头房子、歪脖子树、佩里斯湖平静的水面。老地方，山和村子都没变。
二
蒂姆是在兰贝里斯长大的。母亲在他三岁那年把他留在了这里，自己再婚，改姓，去了南威尔士，有了新的家庭。他没有跟过去，那个家里没有他的位置。外婆安温·斯图尔特在兰贝里斯住了六十多年，她的房子在村子靠山那一侧的最边缘，门前的石子路一出去就上坡，再走几百米就进了山。石头砌的，屋顶低矮，外墙爬了一层苔藓，几十年没怎么变过。
他最早的记忆在利物浦。码头区一间小公寓，窗缝漏风，冬天冷得像住在外面。母亲白天在洗衣房做工，把他寄在邻居老太太那里。老太太睡着了，他在地板上自己爬。后来有人愿意娶母亲，但不想带着他一起过去。母亲做了决定，把他带回了兰贝里斯，交到外婆手里。他记得那天外婆蹲下来，摸了摸他的头，说了句什么，他忘了是什么话。自那以后他就留下来了。母亲偶尔寄卡片来，寄过毛衣和饼干。
外婆安温不爱说话。她的沉默不冷，只是省着力气，像那些在兰贝里斯山上待了一辈子的人，习惯了风的力度和石头的重量。她每天早上起床烧水煮粥，把热饭放在桌上，然后坐在厨房里慢慢喝茶。院子里种了豆角，几株迷迭香和月季。冬天火炉边她坐着织东西，有时候什么也不织，只是看着火。蒂姆小时候坐在门槛上，就能看见斯诺登山。夏天灰青，秋天锈红，冬天覆雪后轮廓反而更清晰了。他看着那座山长大，慢慢学会了辨认它的每一道褶皱和每一条沟壑。那不是刻意去学的，就像你每天看一张脸，自然会记住它的一切。
他问过外婆：“我爸爸呢？“外婆说：“他走了。"“那妈妈呢？”“她很忙，要忙着工作呢！”然后摸了摸他的头，没有再说什么。他不懂，走了就不能再回来吗？山在那里，他看山，慢慢也就不再问了。
三
兰贝里斯很小，小到所有人都知道谁是谁。蒂姆是"安温的外孙”，老师点名的时候念斯图尔特，然后抬头看他一眼。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课的时候时不时就会走神，目光落在山脊线上。作业本背面画满了山。
他没有少因为缺位的父母与一半的华裔血统而被霸凌和歧视。学校里，高他半个头的奈德和斯蒂文老远看到他，就会拉长声调叫"中国佬”、“杂种”，还会推搡他，甚至在走廊上把他的裤子拽下一半，然后阴阳怪气地大笑。 他学会动手，是在斯蒂文把他的画板推到了地上那次。那张画了一个下午的山被风吹走了。他蹲下去追那张纸，斯蒂文就从背后踹了他一脚。他站起来，转身，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事后，校长问他为什么动手打人，他解释着，背挺得很直，他只有自己可以依靠。后来那些人也渐渐不再围过来了。
外婆很少过问他学校里的事。但她会在冬天给他灌一个热水袋放在被子里，会在下雨天把一双干袜子放在他床边。他不擅长解释自己，她也不擅长提问。他们在兰贝里斯山脚下各自沉默地生活着，日复一日。
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画画，一开始只是涂鸦，后来发现，画画的时候，一切都安静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地扎入这个世界。外婆细心地把他带回来的速写纸收起来，叠好，放在柜子里。有一年冬天他画了一幅兰贝里斯的雪景，所有的石头房顶都盖了白，炊烟歪歪扭扭地升起来。外婆看了很久，说：“你画的是咱们这儿。“就这一句。他后来觉得，这句话比任何夸赞都更让他安心。
四
蒂姆和詹姆斯的友谊开始得很自然。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话都不多。有一天放学走了同一个方向，第二天也走了同一个方向，后来就成习惯了，无需约定。
詹姆斯家住在兰贝里斯另一头，房子大，门前有一片修剪得很平整的草坪。他父亲是当地有些名望的人，村里人都认识。但詹姆斯几乎从来不主动提起他父亲。蒂姆注意到詹姆斯说话的时候脖子会先梗一下，像有一根线把下巴和胸口连在一起，每句话出来之前都要先拉开那道线。他以前没有注意过别人的脖子是怎么说话的，后来他注意到，身边只有詹姆斯会这样。
他们第一次一起爬山是在一个下午，走了大概三个小时才回来。詹姆斯没有说喜欢爬山，但他也没说下次不要去了。后来他们去得越来越多。
詹姆斯后来被父亲安排了婚事，对象是世交的女儿，门当户对。婚礼上，他的领带打得很正，吻新娘的时候，脖子又扭了一下。蒂姆站在台下看着，觉得这动作后有些他无法言说的东西。
后来他有了一个儿子。他在电话里告诉蒂姆的时候，有些迟疑，他说：“我有了一个儿子。“停了一下，又说：“如果他不喜欢足球也没关系。“蒂姆在电话那头听着，没有接话。他听出了那句话里的什么东西。詹姆斯和他父亲都是球迷。蒂姆说：“改天一起爬山。“詹姆斯说好。
那次上山他们走走停停。走到半山腰，他们坐下来，詹姆斯看着远处的湖，忽然说：“我有时候想，如果他不是我爸——“他没有说完。脖子梗在那里，像卡住了。蒂姆没有接话。风从他们之间穿过去。过了一会儿，蒂姆站起来，说：“走吧，还有一段路。“詹姆斯站起来，跟着他走。他再也没有提起那天没有说完的话。但蒂姆记得他站在山脊上看着远处的时候，脖子是松的。
五
蒂姆在艺术学院的第一年选了人体素描课。模特坐在教室中央，裸体，静止。周围的同学低头画着，铅笔的声音像雨落在纸上。蒂姆也画了。他画了肩膀，画了锁骨的轮廓，画了侧脸的阴影——然后停了。他画不了眼睛。不是看不到，是不敢落笔。他换了一张纸重新画，又停在了同一个地方。他站起来，对老师说：“我出去一下。“然后走到走廊尽头，靠着墙，闭上眼，心跳了很久。
他后来再也没有选修过人物画。他只报山水风景课。老师说他的笔触里有种长期的耐心，不像是在完成作业，更像是在跟山待在一起。他没有反驳。那确实是他唯一能做到的事——跟山待在一起。
他画山的时候手是活的，线条会自己找方向。他画了一辈子，画过斯诺登山的不同侧面、不同季节、不同光线，从来没有觉得重复。每座山在同一天里的不同时刻都不一样，每一天的光线都在变化。他以为山是不变的，后来才发现山一直在变，只是变的方式很慢。慢到跟一个人变老的方式差不多，一天看不出来，回头一看已经不一样了。
六
蒂姆遇到梅的时候在利兹。他刚毕业那年，在利兹找了一间小工作室，租在一栋旧楼的顶层，窗户朝南，光线很好，从早到晚都有阳光照进来。梅在隔壁的画廊做兼职，偶尔会过来看他画的山。她学版画出身，在画廊帮忙策展和布展，手上总有颜料洗不掉的痕迹，指甲缝里偶尔嵌着一点靛蓝或赭石。第一次一起去爬山是梅主动说的。她出现在利兹火车站，背了一个很小的包，穿了一双看起来不太适合走远路的鞋。
那天他们走了很久。从兰贝里斯出发，沿着蒂姆走了快二十年的那条路，一直走到山脊上。回到村里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外婆在厨房里坐着，炉子上温着东西。看到蒂姆推门进来，然后又看到身后跟着一个陌生的年轻姑娘，她愣了一下，随即微笑着站起身，走到灶台边，揭开锅盖，盛了两碗汤，放在桌上。
是cawl。蒂姆闻出来了。羊肉炖了很久，已经酥烂了，汤汁浓稠，土豆和胡萝卜在汤里化掉了一部分。外婆最拿手的炖菜，用便宜的带骨肉慢慢熬上大半天，山里人家都会做，天冷的时候一碗下去整个人都暖了。外婆往梅的碗里添了很多羊肉。
蒂姆把勺子递给梅。她接过去，低头喝了一口，过了一会儿抬头看了外婆一眼，说：“好吃。“外婆微笑着点头，专注地看着梅低头喝汤的样子。等梅离开后，外婆一边织着围巾，一边听他眉飞色舞地讲着两人相识的过程，他说得尽兴，外婆的眉头却慢慢重起来。
后来的日子里，梅又来了几次。外婆不再只是端出汤来。她会给梅织一双羊毛手套，把手工做的厚毯子披在梅的膝头，满眼都是关怀和怜爱。有一回梅起身去院子里看那几株月季，蒂姆坐在厨房里，外婆站在他旁边，看着院子里那个背影。外婆轻轻地问，“你们是认真的吗？她带你去见了她家里人了吗？”他感觉到外婆的手又落在他肩上。外婆说：“如果你们是认真的，结婚以后，应该去伦敦，那里应该对华裔更友好一些。。。”
他们在一起两年多。周末她时常会跟他回兰贝里斯，她也开始习惯外婆的厨房、那条通往山脚的石子路、那座她最初穿着不合脚的鞋走上去的山。
有一天晚上，他们坐在利兹工作室的地板上，窗外是城市灰蒙蒙的灯光。她说起以后的事——不是具体的计划，只是一种轮廓。她说她想过他们一起的生活，也许在威尔士，也许在别的什么地方。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寻常，像是在说一件她已经想过很久的事。蒂姆坐在对面，手边放着一杯没怎么喝的茶。他听着她说，没有打断。
她说完之后看着他，等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看着她。他说：“我不能成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我不想。“他不是想好了才说的。那句话出来的时候，他自己也意外。她看着他的眼睛，问他是真的不想，还是怕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他可以说怕，他可以说他怕自己身上有父亲的影子，怕他的华人血统会让自己的家人孩子再遭受歧视与霸凌。他没有。他说：“我不想。”
她看了他很久，没有再追问。她站起来，把外套穿上，说：“我回去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如果你改变主意了——“她没有说完，门关上了。
后来几周他们还是见面，还是去爬山。她还是坐在山坡上看书，他还是画山。她不再提"以后"的事。她说话的时候会多等一会儿，像在给他留出什么空间。他感觉到了，但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他怕说出来会更糟，也怕不说出来会更糟。他什么都没有做。裂缝在他们之间慢慢扩大，起初很细，后来变成了一道跨不过去的距离。
有一天下雨，他们坐在车里等雨停。她忽然说：“我不等你了。“他看着挡风玻璃上的雨，没有转头。她说：“你什么都不会做。我不怪你，但我不能再等了。“她说完就下了车。他看着她走进雨里，把外套顶在头上，很快消失在拐角。他没有叫住她。他坐在车里，雨还在下。他知道她说的是对的。他什么都没有做。他不会。
那天晚上他没有睡，坐在窗边，看着远方。月光下的利兹城安静又美好，无数家庭在安眠。可是这幸福于他却是无形无状。他在想，如果父亲当年也曾坐在利物浦码头某个窗边，看着窗外，他看到了什么？他有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走？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这些问题像石头一样堆在他胸口，他一个也推不开。后来天亮了，他站起来，穿上外套，出门，走了很远。
后来他听说她搬去了曼彻斯特，结了婚，有了孩子。他希望那都是真的。
七
梅走后，蒂姆回到兰贝里斯。外婆没有问他为什么，也没问怎么梅没一起回来。她只是把房间收拾干净了，被褥是晒过的，带着山风的气息。
他重新开始爬山。每天，不管天气好坏，都走那条通往山脚的石子路。他画画，画了很多。斯诺登山的北坡、西脊、佩里斯湖对岸的轮廓。手自己知道怎么走。他画得最多的还是斯诺登山的那道山脊线，从兰贝里斯往上看，它像一道被风削直的脊骨。他太熟悉那道线了。
他喝了酒，一瓶威士忌放在台面上，倒一杯，喝下去，再倒一杯。喝到山脊线可以稍微模糊一点就停了。他不需要完全醉。他只需要那层"我没事"的壳自己松开一点点。
他画了很多山。每一幅都是同一个方向，同一条山脊线。但他从来没有画出过那条线在月光下的样子——因为他后来再也没有在夜里去过山上。他怕看到它。他怕那道线在黑暗里看起来像一个人的轮廓，像他无法画出来的那种轮廓。
他偶尔会想起她在雨里下车的那一刻。他想过如果当时他叫住她，会不会不一样。他没有答案。他只知道他坐在那辆车里，看着雨，什么都没做。后来雨停了，他开回了兰贝里斯。一路上没有说话。车里只有她留在座位上的那本书，他没有捡起来。过了很久才把那本书放进书架上，放在随手能碰到的地方，但再也没有翻开过。
外婆在他二十二岁时去世了。母亲跟继父带着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们回来奔丧。他想跟母亲拥抱，母亲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看了继父一眼。葬礼之后，母亲跟继父跟他面对面坐下来，隔着饭桌，提出给他一笔钱来补偿这么多年他没有跟母亲共同生活的遗憾。他摇头拒绝了。房子被母亲挂出去代售，却好久卖不出去。外婆不在了，但山还在。他后来每次从兰贝里斯出发上山，都会经过那所低矮的石头房子。他没有停下来，但路过的时候脚步会放慢一些。
八
蒂姆四十七岁那年，收到一封信。邮戳是印尼的，收件人是"Tim Stewart”，寄件人姓Lee。他坐在厨房里，看着信封上的那个姓。他小时候见过一次，在一张旧纸上，后来也没有再见过。但见到的时候还是认出来了。
他拆开信，好几张的信纸，叠得整齐。信上说：1946年他在利物浦的船上工作时，突然和很多其他的华人海员一起被抓到一艘大型货轮上，什么行李都没带，也不许他们下船去找家人，甚至没有机会给利物浦的家人朋友带个口信。他们恳求看押的警察，也跟货轮上的船员偷偷塞钱打听动向，可是货轮还是连夜离开了利物浦港口。等他们再靠岸的时候已经是四周后，万里以外的印尼雅加达丹戎不碌港了。那时候蒂姆只有六个月大，还没学会说话。他想尽一切办法想找到他们母子，可是他申请不到身份，更没有钱，回来不了英国了，甚至他连他们母子的通信地址都找不到。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他每天都在想念着他们。他不是自己走的，是有人把他带走了。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老了，他很想再见到自己的亲人。这封信他是托天主教的牧师代写的。风烛残年，漂泊无依，他在雅加达皈依了天主，如今在当地教会的照护下生活。
蒂姆把这封信拿给詹姆斯看，两个人就着一瓶威士忌，反复揣摩和推算着这封信。詹姆斯觉得信的言辞恳切，不像是骗子写的。他的朋友托德恰好在《利物浦回声报》当主编，只是托德也并未听闻这段华人船工的历史，恐怕还需多方查验。蒂姆还是不太敢相信信中所述之事。他一直以为父亲是狠心抛弃了他们母子，难道竟然是他错怪了他？
九
詹姆斯出事那天是个雪天。他在电话里说想一个人上山，蒂姆叮嘱了一句路滑。他说嗯。
他摔的地方在村子南面一座矮山脊上，不是斯诺登，是他们走过很多次的一条路线，但雪盖住了路面，他看不见脚下的冰。他在那里躺了将近四个小时。送到医院的时候还醒着，跟妻子说了一句对不起。骨头接上了，医生说恢复得不错。一周之后并发了肺炎，进了ICU，没有出来。
蒂姆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画斯诺登北坡。铅笔断了。他换了一支，电话响了。他听完之后没有哭。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斯诺登山。山在远处，灰蓝色的影子嵌在云层里。
葬礼那天他站在后排。照片旁边放着他早年画的一幅斯诺登速写，他不记得詹姆斯还留着它。仪式结束后，詹姆斯的妻子走过来，说：“他走的前一天，忽然说想把这幅画还给你。“蒂姆沉默了一会儿，说：“请您留作纪念吧。“他一个人站在台阶上，看着远处的山。灰白的天空下面，山脊的轮廓清晰而笔直。
他后来又无数次爬过那座山，那条他们一起走了半辈子的路线。走到一半的时候，他看到路边的雪地上有时会有一些新鲜的脚印，和他自己的方向相同。他会下意识地抬头往前看。前面没有人。脚印只是别人的。那个不需要回头就知道旁边有人坐着的人，已经不在了。
十
葬礼后的一天，蒂姆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报道——关于二战后华裔海员从利物浦被秘密地强制驱离的历史。他读完了整篇报道，然后回家，打开抽屉，找出那封信。他照着旧地址写了一封回信，说如果父亲还在雅加达的话，他想立马动身来见他。
他等了两个月。回信来了——一位印尼牧师的来信，告诉他说他的父亲李老先生已经在他的回信抵达前的一周前去世了。老先生走的时候没有亲人在侧，但是教友守在他病榻前念了玫瑰经。临终前他用他们听不懂的，想必是华语说着什么，还用英语念叨着蒂姆的名字。
蒂姆坐在桌边，拿着那封回信，很久没有动。窗外斯诺登山正在落雪，灰白一片，顺着风的方向盖过山脊。他站起来，穿上外套，出了门。他走上那条走了无数次的山路，走到平常画画的位置。雪盖住了石头，他站着，没有坐下来。
风从左边吹过来，又绕到右边。佩里斯湖的方向，村口的老树，一切跟往常一样。他想说什么。但不知道跟谁说。父亲已经不在了。那封信在亚欧之间某个时空转运的过程中，他就默默地死去了。他心里抽痛了一下，很久缓不过来。他站到天色发暗，然后转身下山。雪还在下，脚印很快被盖住了。
十一
蒂姆七十岁之后，每天早上刮胡子都会在镜子前面多停一会儿。他看着自己的脸。皮肤松了，下颌线不如以前清晰。鼻子似乎变得更宽也更塌了。眼角的纹路越来越深。鬓角的白发慢慢往上爬。他试图在那张脸里找另一张他从未见过的人。
他不知道父亲老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没有照片，没有描述。他唯一能参照的，就是镜子里的自己。他想，颧骨的弧度是不是他的，下巴的形状是不是他给的，如果他能看到我，会不会在这一道纹路里认出他自己。他没有答案，永远也不会有。他放下剃须刀，洗了脸，穿上外套，拿起速写本，推开门。
山在那里。他又走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