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写作 on 三江水杏林月

夜班

Sat, 01 Aug 2026 15:41:12 +0100

一曼彻斯特皇家医院的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夜里十一点。

走廊尽头的灯坏了一盏，一闪一闪的，像心房的颤动。乔安娜从三号床出来，在护士站坐下，开始写记录。手指有点僵，她搓了搓，继续写。

四十二岁，结婚十七年，三个孩子。这些数字已经烙在她的脑海里，就像她能闭着眼睛做完一整夜的工作——量血压，换输液，翻身，记录，安抚家属，然后再来一遍。

她胖了一点。不是一点，是很多。生完第三个孩子之后，那些肉就赖在她身上不肯走了。她试过节食，试过健身，但夜班让人只想吃甜的，累到极点的时候，一块巧克力比什么都有用。她不再照镜子，不再买新衣服，不再想那些“以后再说”的事。

她现在只想要一点：熬过这一夜，回家睡觉，明天下午起来给孩子们做晚饭。

“三号床的家属来了。”

声音从背后传来，低低的，有点沙，但很清晰。乔安娜回头，看见艾玛站在走廊那头，手里拿着一份病历，正看着她。

艾玛的目光总是这样——直直地看过来，不躲闪，不游移，像能把人看透。她身材高大，肩膀宽厚，走路带风。同事们私下说她“像个男人”，语气里带着点说不清的意思。乔安娜不喜欢这种说法。艾玛就是艾玛，是她见过的最坦率的人。

“好，我马上过去。”乔安娜站起来，从艾玛身边走过。擦肩的时候，她闻到一股淡淡的洗衣液的味道，干净的，像刚晒过的床单。

二

三号床的病人二十五岁，癌症，化疗后突发心梗，凌晨三点从急诊转上来。他的妻子从南安普顿赶过来，坐了一天的火车，在病房外站了很久。

乔安娜出来的时候，看见那个女人正蹲在墙角，浑身发抖。不是冷的那种抖，是整个人都在颤，肩膀、手臂、甚至嘴唇都在抖，像一台快要散架的机器。

艾玛已经蹲在了她旁边。

“你怎么了？”艾玛的声音很稳，一只手扶住她的肩膀。

那个女人抬起头，满脸是泪，眼神是散的，不知道在看哪里。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声音断断续续，“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在路上了。从南安普顿过来，火车票，打车，我身上只剩几镑了。他不能工作，我也不能工作，我们还有房贷，还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的声音越来模糊，最后几个字几乎是挤出来的。

“他才二十五岁。我们刚结婚两年。我们说好要生孩子的。我们……”

她说不出话了。整个人蜷成一团，头埋进膝盖里，肩膀剧烈地抖动，但没有声音。

乔安娜站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看见艾玛的手还搭在那女人的肩上，一动不动。

“你听我说，”艾玛的声音坚定有力，“有一个慈善机构叫Macmillan，专门帮你们这种情况的人。新确诊的癌症患者，可以申请一笔紧急补助，几百镑。我帮你填表，明天就递上去。”

那个女人抬起头，眼泪还挂在脸上，但眼睛里有了一点光。

“真的？”

“真的。”艾玛看着她的眼睛，“钱不是最要紧的问题，钱可以想办法。你丈夫现在最需要的，是你撑住。”

那个女人愣愣地看着她，努力消化这些话。

“去睡一会儿。”艾玛说，“我在休息室给你找了张椅子，你先眯一下。我替你看着他。”

她扶着那个女人站起来。那女人脚步有点晃，但跟着她走了。

乔安娜站在原地，看着艾玛的背影。她走路还是那样，带风，笔直，无视左右。但这一次，乔安娜忽然觉得，那种“无视左右”里，有一种很深的东西——一种能让人安心、让人信任、让人愿意跟着她走的东西。

三

乔安娜开始留意起艾玛。

艾玛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在点上。她看不惯某些医生的诊疗方案时，会直接在晨会上提出来，语气硬邦邦的，有时把气氛弄得很僵。乔安娜在旁边听着，会后轻轻说一句：“其实你说得都对，就是可以稍微软一点。”

艾玛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但我不会。”

乔安娜笑了，她盯着艾玛的脸，她的眼睛像一汪深潭，有种摄人心魄的东西。

后来，她们开始一起给病人翻身。这是重症监护室里最需要配合的活儿——一个人扶病人，一个人在病人身下塞好方便滑动的特殊床单，等数到三一起用力。她们的节奏越来越默契，有时不用数，看一眼就知道对方什么时候要发力。

那天凌晨四点，六号床的病人需要翻身。艾玛站在床左边，乔安娜在右边。两人同时俯身，同时用力，同时把病人轻轻侧翻。病人的身子晃了一下，艾玛伸手去扶，她的指尖碰到了乔安娜的指尖。

乔安娜愣了一下。那一瞬间，她感到一种奇怪的电流，从指尖窜上来，直冲脑门。她抬起头，看见艾玛正看着她。走廊里灯光昏暗，但艾玛的眼睛很亮，亮得让乔安娜不敢多看。

她匆匆回到护士站，低下头，继续做记录，手指有点抖。

四

第二天晚上，乔安娜带了两盒沙拉。她把它们放进护士站的冰箱里，一盒贴上自己的名字，另一盒贴上“艾玛”。

凌晨两点，她从病房回来，打开冰箱，看见那盒写着“艾玛”的沙拉已经不见了。另一盒还在，旁边多了一张便利贴，上面只有两个字：

“谢谢。”

是艾玛的字迹。简单，直接，没有多余的话，像她这个人。

乔安娜拿起自己的那盒沙拉——芝麻菜，小番茄，烤过的松子，是她花了半个小时准备的。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也许只是因为，每次看见艾玛在食堂随便抓个三明治应付的样子，心里会轻轻揪一下。

她把那两个字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便利贴折好，放进了口袋里。

五

三月的一个凌晨，她们坐在护士站里。窗外开始飘雨，细细密密的。走廊里很静，只有监护仪规律的嘀嘀声。

艾玛忽然说：“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活法？”

乔安娜正在写记录，笔停了。

“什么叫换一种活法？”

艾玛转过头，看着她。那双眼睛太亮了，亮得让人无处可躲。

“就是不再委屈自己。”

乔安娜没说话。她想起十七年的婚姻，想起三个孩子，想起那个每天回家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男人，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买过新衣服，很久没有照过镜子，很久没有想过“我想要什么”。

她低下头，继续写记录。笔尖在纸上划出几道歪歪扭扭的线。

“我不敢。”她说。

艾玛没有再说话。

但那天早上交班的时候，乔安娜在更衣柜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

“我等你。”

六

四月，艾玛的生日。

乔安娜买了一大瓶气泡水，偷偷放进护士站的柜子里。凌晨两点，她们溜到杂物间，用一次性纸杯倒了两杯。气泡细细密密地往上窜，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起来像香槟。

艾玛举起杯，看着她。

“你知道吗，”艾玛说，“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光。”

乔安娜想笑，想说点什么来化解这种突然变得太认真的气氛。但当她抬起头，对上艾玛的眼睛时，那些话全都堵在了喉咙里。

那双眼睛正看着她。不是平时那种坦率的、直透人心的，是另一种——更深，更烫，像能把人烧穿。

乔安娜忽然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攫住了。

不是攫住，是罩住。像一个高压电场突然笼罩了她全身，空气变得黏稠，每一寸皮肤都在发麻。她动弹不得，连呼吸都忘了。

那双眼睛一直看着她。

她感到自己被穿透了——从眼睛穿进去，穿过胸口，穿过小腹，一直穿到脚心。一股热流从头顶涌下来，不是缓慢的，是瞬间的，像有什么东西在她体内炸开。她的心开始狂跳，跳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一下比一下重。

她想移开目光，但移不动。她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她只能站在那儿，手里端着那杯冒气泡的水，被那双眼睛钉在原地。

“乔安娜。”

艾玛叫她的名字。声音很轻，但在那个狭小的杂物间里，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

乔安娜终于恢复了一点力气。她低下头，盯着手里的纸杯。气泡还在往上窜，一个一个破掉，像她心里不敢承认的东西。

“我有三个孩子。”声音有点抖。

“我知道。”

结婚蛋糕

Sat, 01 Aug 2026 15:41:12 +0100

一安妮盯着冰箱里那块冻着的结婚蛋糕，又发呆了。

按照英国的传统，婚礼上要切下一块蛋糕冻起来，等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一家人一起享用。她和前夫切那块蛋糕的时候，还紧紧依偎着，笑得那么认真，好像那个未来一定会来。

如今蛋糕还在，孩子没来，婚姻没了。那块蛋糕跟着她辗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家到一间医生宿舍，最后躺进公用的冰箱里，和别人的速冻蔬菜、冻肉和快过期的面包挤在一起。

她眼前又浮现出那些邮件。赤裸的，滚烫的，不是写给她的。

“想起你，我的灵魂此刻被火炙烤。”

倘若这些话是写给她的，她觉得自己可以原谅一切。可惜不是。那个被火炙烤的灵魂，正在别人那里燃烧。

安妮关上冰箱门，在厨房的椅子上坐下。窗外的天灰蒙蒙的，伦敦的冬天总是这样。

她到底差在哪里？

脑子里又冒出这句话，像一根按不下去的刺。

她想起母亲。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她兴奋地打电话回家，母亲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还以为，像你这样的女孩儿，永远找不到喜欢你的人。”

她想起父亲。小时候穿短裙，父亲看了一眼她的小腿，皱着眉说：“像猪蹄子一样。”

也许就是这样吧。也许他们说的都是对的。

叮咚。

门铃响了。

安妮愣了一下，站起来去开门。

门口站着凯特，隔壁的外科医生。

高大，帅气，英俊，爽朗——这些词本不该用来形容一个女人，可放在她身上，却恰恰好。齐耳的短发，条纹衬衫随意地耷拉着，领口敞开，整个人有种说不出的松弛感。此刻那张脸上正绽开一个灿烂的笑容，眼睛亮亮的，像看见了什么让人高兴的事。

“又来打扰你了。”凯特晃了晃手里的东西，“我买了太多草莓，吃不完。”

安妮看着她手里那盒草莓，有点想笑。上周是“多出来的一瓶酒”，上上周是“不小心多煮了的汤”，上上上周是“借盐顺便聊聊”。

她侧身让开。

“进来吧。”

二

那天晚上，安妮一个人在宿舍里，开着收音机。

BBC的音乐台，正好在放阿黛尔。

When the rain is blowing in your face and the whole wide world is on your case I could offer you a warm embrace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她听着听着，眼眶忽然热了。

不是想起前夫。是想起那些年——那些她以为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年。那些两小无猜的时刻，那些缱绻柔情的夜晚，那些她以为会变成一辈子的东西。

可那些回忆，现在想起来，已经不再有诗意的美好了。它们变成了证据——证明她曾经相信过，证明她曾经被骗过，证明她有多傻。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她以前听这首歌，总觉得是唱给那个人的。现在忽然觉得，也许是唱给自己的。也许那个“你”，是她自己。

三

第二天值班，安妮在医生休息室里听见几个低年资医生聊天。

“……排班表又有问题，上个月的值班费少发了一大笔。”

“你打算怎么办？”

“能怎么办？谁敢去跟医院要？明年还要续合同呢。”

安妮在旁边听着，没说话。

但那天晚上回去，她翻出了自己所有的排班记录，又找那几个低年资医生要了他们的。对着合同，一条一条地算。

不照镜子的修女

Sat, 01 Aug 2026 15:41:11 +0100

救护车的门从外面关上时，她知道这不再是修道院的事了。

七十三年了。

七十三年前她走进那道门，就没想过会再出来。

那时她二十岁，战争刚刚结束。

战争没带走她家的人——很多人死了，但她和家人侥幸都活着。战争结束那天，全镇的人都在欢呼，在拥抱，在说"终于可以好好活了"。她站在人群里，忽然觉得自己跟这一切隔着一层看不见的东西。

他们说的"好好活"是结婚，生子，过日子。她也想过这些，认真地想过。打仗的那几年，镇上的市政厅和集市都改建成了临时医院和救护所，她跟母亲都去帮忙，给伤者洗绷带、洗床单、喂水、喂食，帮助修道院的嬷嬷和仅有的两个护士给患者发药，更多的时候，她学着像她们一样努力镇定地握着垂危或者惊恐的患者的手，轻声安抚。那个时候，她痛苦、煎熬，但是也很笃定，她知道有些东西的意义超越了她自己。但站在欢呼的人群中，她心里觉得缺点什么。

缺什么？她说不上来。

那天晚上她睡不着，走到母亲房间里。母亲睡了，月光从窗子照进来，落在梳妆台的镜子上。她走过去，站在镜子前。

镜子里有一张脸，圆圆的，眼睛亮亮的，鬓角一缕头发翘着。她看着那张脸，忽然想：这张脸会老，会死，然后呢？

那个问题像一根针，扎在那里，不去碰的时候不觉得，一碰就隐隐地疼。

她伸手把翘起的头发按了按，它又翘起来。她笑了一下。

镜子里的人也笑了一下。

她想要跟这个镜中的人告别，她要找那个更大的存在。

后来她走进教堂——不是她常去的那座，是城外山上的一座小圣堂，没什么人。她在最后一排坐了很久。阳光从窗子里斜进来，照在面前的长凳上，光里有灰尘在飘。

她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只知道走的时候，心里那句话清晰了：我想用这一辈子，去找那个答案。

她没跟任何人说。她只是开始往山上的修道院跑，帮修女们干活，听她们念经，看她们扫地、种菜、照顾病人。

有一天，院长嬷嬷问她：“你老往这儿跑，想干什么？”

她说：“我不知道。”

院长嬷嬷看了她一会儿，说：“不知道的人，有时候比什么都知道的人走得远。”

第二年她正式进入修道院生活。临走前家人很不舍。她不知道怎么解释。她只是说：“我有件事，一定要去弄明白。”

入院第二年，她发了一个愿：不看自己的镜像。院长问她为什么，她说：“我想学会用另一种方式看见。”

院长点点头。院长那时还年轻，四十多岁，眼睛里有很深的安静。

发愿后的第一个夏天，她差点破戒。

那是一个午后，她在菜园里浇水。水从井里打上来，倒进水桶，桶里的水面晃荡着，映出一角蓝色的天空和她的半张脸。她没防备——那不是镜子，她没想到水里也能照见自己。她看见水面上的那个人：年轻，圆脸，因为打水而涨得红红的脸庞。她盯着看了几秒钟，然后猛地提起水桶，水泼出去，那张脸碎了。

那天晚上，她去了小圣堂。那不是集体祈祷的时间，圣堂里只有圣体龛前那盏长明灯亮着。她在最后一排跪下，没有念出声。她只是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对着那粒光，不说一个字。她发现，当她不急着用言语填满寂静时，寂静本身开始对她说话。那不是耳朵能听见的声音，更像是一种临在，一种注视，温暖而沉重，从四面八方拢过来，像母亲的目光，却比母亲的目光更古老。她跪了很久，起来的时候膝盖是僵的，心里却像被水洗过。她想到，其实并不是不能看，而是不要留恋镜中的自己。

后来院长老了，走了，葬在后面的墓地里。临终前握着她的手说：“我这一生只学会一件事：天主不在别处，就在你手里正做的事里。扫地的时候，扫地就是祈祷。喂饭的时候，喂饭就是祈祷。你不用去找他，他已经来了。天主永远与你同在，孩子！”

她一直记得院长的话。七十三年里，她扫地，喂饭，抄经，种菜，每一件事都当成祈祷去做。不是为了做好，是为了在场。

每天清晨五点半，天还没亮，修女们鱼贯进入唱经席。她坐在自己的位置，翻开日课经本。第一句总是：“上主，求你开启我的口——“然后所有的声音汇成一条河：圣咏、读经、短对答、赞主曲。她不是领唱，声音也不高，但七十三年下来，她的声音已经和那些歌长在了一起。有时她停下，听别人的声音继续流淌，觉得自己像一片叶子浮在水面上，不需要用力，水自己托着她走。这就是日课，一天七次，像呼吸，像心跳，像钟声。

每天清晨四点，敲钟的玛利亚修女会敲响小圣堂西墙上的钟。她敲了五十年，手已经有些颤了，但钟声依然准时。第三下的时候她总要顿一顿——不是咳嗽，是喘一口气。后来玛利亚修女走了，新的修女来敲，停顿的地方不一样，她听了很久才习惯。

她年轻时不懂，为什么钟声要准时。准时有什么要紧？刚开始几年她甚至觉得这只是一种规矩，是修道院用来填满时间的办法。后来她明白，准时不是因为天主需要，是人需要。人需要把自己拴在一个秩序里，才能从乱七八糟的念头里挣脱出来。每天四点起床，每天七次祈祷，每年重复同样的节庆——这些规矩像一道河床，让生命顺着流，不泛滥，不干涸，往该去的地方流淌。

每隔两周的周五下午，她会去小圣堂一侧的告解室。那是一个狭窄的木格子，一边是她，另一边是神父。她跪下去，在胸前划了十字，然后开始说。说的都是小事——对姐妹起过不耐烦的念头，祈祷时走了神，有时会怀疑自己的圣召。神父的声音从木格子的另一边传来，低沉，缓慢，像从一口深井里打上来的水。最后他说：“平安去吧，天主是仁慈的。“她走出告解室，觉得身体轻了一些，不是负担被拿走了，而是负担被接纳了。

修道院从很早开始就做一件事：每个星期三下午开门，让附近村子里的人进来。最早是因为战争，孤儿多，逃难的人多。后来战争结束了，来的人也没断过。

有的是来讨吃的。困难时期来得最多，队伍从门口排到山脚下。她和姐妹们把地窖里存的土豆、白菜全拿出来了，后来又拿出过冬的粮食，再后来又拿出第二年春天要种的种子。院长说：“都拿出来吧。天主会有办法的。“第二年春天果然有办法——附近村子的人帮着把地种了，收成比哪年都好。

有的是来求祈祷的。家里有人病了，孩子要考试了，女人要生孩子了。她们就一起念一段经，点一根蜡烛。人来，是因为需要有地方放他们的害怕。她们就是那个地方。

有的是什么都不求，就是来坐坐，在小圣堂里待一会儿，然后离开。

但她记得最清楚的，是另一群人。

那个男孩第一次来的时候，十五六岁，不说话，眼睛不看人，蹲在小圣堂后面的墙角，一蹲就是一整天。带他来的是他母亲，站在门口小声说：“他不肯去别的地方。只有在这里，他能安静下来。”

从那以后，每个星期三他都来。还是蹲在那个墙角，不说话，眼睛不看人。她试着走近过，他立刻缩成一团。她就不再走近了，只是路过的时候放一杯水在他旁边。这样过了几年。

有一天，她从他旁边路过的时候，听见一个声音：“谢谢。”

她站住了。回头看，他还是蹲着，眼睛还是不看人。但她知道是他说的。她站在那里，忽然觉得喉咙里涌上一团东西。不是想哭——她已经很久不哭了——是比哭更深的什么。像地下河，流了很久，忽然在某个洞口涌出来。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这两个字击中。她只是放了一杯水，放了三年。她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喝。但他说了谢谢。不是用眼睛看她，是用声音。她端着空杯子走回厨房，在水池边站了很久。天主与她同在，天主就在身边，握着她的手，每当她给予奉献的时候。

又过了两年，这孩子能进小圣堂了，坐在最后一排，听她们念经，听她们唱歌。有时候跟着哼，哼得不成调，没人会笑他。

三十年后的星期三。有个中年人走进来，在她面前站了很久。她看着那张脸，不认识。

他说：“我是那个墙角的孩子。”

她愣住。然后他笑了，是她从没在他脸上见过的笑。他说：“我现在在镇上修自行车。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

说完就走了。

她站在那里，看着他的背影。塔特拉山的雪峰在远处，白得发亮。

她没有对人说起这件事。但那天晚祷的时候，她念到"上主是我的牧者”，忽然念不下去了。不是忘了词——是那些词忽然变重了，重得嘴张不开。她闭上眼，坐在跪凳上，让其他姐妹的声音从两边流过去。她第一次觉得，被声音托着，也是祈祷。

护理区也收过别的人。有一个女人，三十多岁，被送进来的时候不会说话，不会自己吃饭，不会自己上厕所。她的家人说，生完孩子就这样了，看了很多医生，没用。

她给她喂饭，给她擦身，给她换衣服。开始的时候，那个女人像一块木头，眼睛空空的，什么都进不去。后来，有一天，她给她梳头的时候，那个女人忽然把头往她手上靠了靠。

就那一下。没有别的。

她的手停住了。梳子悬在半空。那个女人的头靠在她手背上，很轻，像一片叶子落下来。她感到手背上那一点重量，热的，带着头发的触感。她不敢动，怕一动，那片叶子就会飞走。

后来，那个女人被家人接走了。走的时候还是不会说话，不会自己吃饭，不会自己上厕所。但她走之前，看了她一眼。就那一眼。

那一眼让她想起老院长临终前看她的最后一眼。院长眼里的是嘱托，而这个女人眼里是什么，她说不上来。但她感觉，应该是同一种东西：一个人在离开前，用眼睛把另一个人装进去。

镇上孤儿院的孩子每个月来一次修道院度周末。她和姐妹们教他们做面包，教他们种菜，教他们唱圣歌。有些孩子来了又走了，被人领走了。有些孩子一直来，直到长大，然后自己成了父母，把孩子再送来。

有个女孩，来的时候六岁，不说话。三年后的一个夏天，她在菜园里忽然开口唱歌。唱的是她们每天晚祷唱的那首，词全对，调也全对。

她站在旁边，听完了。

女孩唱完，回头看她，笑了。

这是她见过的最亮的东西之一。

第一天去菜园，她看见篱笆边蹲着一团火红的东西。狐狸盯着她，她盯着它。她的心跳快了一拍——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清的认出了什么的感觉。第二天它还在。第三天，第四天，都在。后来她每天早上和它走一段路，有时轻声说句话，比如"今天露水重”，或者"番茄熟了”。它听，耳朵动一动。她不知道它为什么来，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走。但每天早上推开菜园的门，看见那团火红蹲在篱笆边，她心里就会松一下。像一首圣歌，还没唱，旋律已经在了。那只狐狸后来不见了，又来了新的，再后来是新的新的。她不知道换了多少只，在她眼里都一样。

她想，天主创造狐狸的时候，是不是也像这样看着它？不必问它叫什么名字，不必看它长什么样子，只是看着，知道它在，就够了。

这个念头让她觉得离天主很近。不是跪在小圣堂里念经时的那种近——是更轻的、更不用力的近。像狐狸蹲在篱笆边，不做什么，只是在那儿。

比如抄经室的光。下午三点，阳光会从西窗斜进来，落在她的抄经纸上。她抄圣咏，抄福音，抄圣女大德兰的著作。抄了几十年，有些句子刻进骨头里了。

“我的一生，是在我里面的那一位所活出的。”

抄这一句时她二十二岁，不懂。只觉得这句话很长，像一条看不见头的路。五十岁那年深夜醒来，忽然懂了——不是她自己在活，是有什么比她更大的东西，借着她活。她只是容器。那个深夜她躺在床上，月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落在被子上。她感到一种巨大的平静，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里面涌上来的。像容器终于知道自己被装满了。

“灵魂的深处，有一座花园。”

她年轻时以为这是比喻。老了才知道，是真的。那个花园不需要镜子，因为那里没有"自己”，只有光。光不需要看自己，光只负责照亮。

她这一生，见过很多进不去自己花园的人。他们被困在外面，敲门，敲得手都破了。她能做的，只是站在那里，陪他们敲。

但她相信那个花园在。每个人都在。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像钟声一样，响了就散了，什么也抓不住。但她也知道，有些东西抓住了她。

她九十三岁那年冬天，咳嗽不止，胸口闷得喘不上气。院长来看她。院长现在是另一个人了，五十多岁，眼睛里有当年老院长的影子。院长说她需要去医院。她说不去。院长说这是命令。她听了七十三年的命令，这次也听了。

栀子花

Sat, 01 Aug 2026 15:41:11 +0100

一

罗伦佐第一次闻到那个味道，是一九六三年的夏天。

那年他十七岁，马蒂尔达十六岁。他们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窗户对着窗户。他每天早上推开窗，总能看见她在那边的院子里晾衣服。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味道。只是每次靠近她，就觉得有什么东西软软地、甜甜地钻进鼻子里。不是香水的香，是另一种——更淡，更贴，像夜晚从花园里飘进来的那种。

后来他才知道是栀子花。

马蒂尔达买不起香水。夏天热，汗味压不住。她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法子——换内衣的时候，往里面塞几朵栀子花。

花是巷口老太太给的。老太太种了一墙的栀子，夏天开起来，整条巷子都是香的。

她不知道罗伦佐闻得见。她以为那是她自己的秘密。

二

罗伦佐走的那天晚上，月亮很圆。

他站在她窗外那棵橄榄树下，用石子轻轻敲她的玻璃。马蒂尔达推开窗，夜风涌进来。

“我要走了。“他说。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她。是一枚戒指，银的，很旧了，戒圈里侧刻着一个她不认识的名字。

“我妈妈的。“他说，“如果我回不来，这个就代表我陪着你。”

马蒂尔达握紧那枚戒指，硌得手心生疼。

“别说这种话。“她声音有点抖，“你一定能回来。”

罗伦佐看着她，没说话。月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轮廓镀成银色的。

然后他忽然笑了，伸出手，飞快地碰了一下她搭在窗台上的指尖。

“我会给你写信。“他说。

他转身走了。橄榄树的影子把他吞进去，又吐出来，再吞进去。马蒂尔达一直站在窗边，直到那个影子彻底消失。

那天晚上她把戒指套在拇指上，太大了；套在食指上，还是大。最后她找了根红线，把它穿起来，挂在脖子上。

戒指贴着胸口，凉凉的。旁边是白天塞进去的栀子花，已经蔫了。

三

信是从南方寄来的。那时候罗伦佐在卡拉布里亚的山里，跟着部队追什么人。他没说追谁，马蒂尔达也不问。

他的信很短，每次都只有半页纸。写天气，写蚊子，写战友的坏话。最后一句话永远是：“你还好吗？”

马蒂尔达每封信都回。她写巷口老太太的栀子花又开了，写她学会了做一种新的面，写父亲最近腰疼得厉害。

她从来不问他在怕什么，在梦见什么。她也不敢问。

战争结束那年，他回来了。瘦得脱相，眼下黑黑的，眼神比离开的时候深了很多。站在巷口，他像不认识这条路了。她正好从巷子里出来，手里提着一篮刚收下来的床单。两个人隔着整条巷子站着。然后她放下篮子，跑过去，给了他一个紧紧的拥抱，吻了他的额头、眉眼和脸颊。然后她把脖子上那根红线解下来，戒指放进他手心里。

“还给你。“她说。

他没接。他把她的手合上，戒指攥在她掌心里。

“你戴着。“他说。

那是他回来以后说的第一句话。

四

后来他就不去教堂了。马蒂尔达问过一次，他摇摇头，没说话。

她就不问了。

结婚以后，她才知道有些晚上他还是睡不好。她会在半夜醒来，发现他坐在床边，看着窗外。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是睁开的，但里面什么都没有。

她不叫他，也不问。她只是翻个身，把手搭在他腿上。

他就那么坐着，她的手就那么搭着。一直到天亮。

五

他们去看病的那天，天气很好。

马蒂尔达最近总是觉得累，有时候喘不上气。罗伦佐不放心，一定要带她去医院。她说不去，他就不说话，穿好外套，站在门口看着她。

医生是个年轻的女人。她问马蒂尔达几个问题，然后转向罗伦佐。

“您要一起进来吗？”

罗伦佐站起来，动作有点慢。他的膝盖不行了。

“一起。“他说，“我们从来都是一起的。”

马蒂尔达躺在检查床上。罗伦佐坐在旁边，双手撑在凳沿。

医生移动探头。忽然，机器里传出一阵声音——噗通、噗通、噗通，急促的，有力的。

是多普勒，血管搏动的声音。

罗伦佐盯着那台机器，眉头皱着，嘴唇抿成一条线。然后他忽然抬起头，闷闷地开口了。

“马蒂尔达。”

他的声音里有种七十年来从未听过的、近乎天真的困惑。

“你肚子里……有一只青蛙？”

年轻的医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马蒂尔达也笑了。

六

那天晚上回家，马蒂尔达又做了面。

她揉面的时候，罗伦佐坐在餐桌前，看着她。她切下一小块面，在掌心搓了搓，捏成一只小狗。

她第一次捏这个，是十二岁。那天她跟着母亲学做面，想起隔壁那个男孩。他养过一条小狗，后来丢了。她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是在揉面的时候，顺手捏了一只小狗，塞给他。

他把那只小狗托在掌心里，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

现在她还时常给他捏小狗，捏完了，就放在案板边缘。每次吃完饭，他把小狗留在盘子旁边，像留着一个不会醒来的梦。

七

临睡前，马蒂尔达换衣服。

她背对着床，解开扣子，褪下袖子。动作很慢，肩膀上的皮肤已经松了，腰间的肉也耷拉下来。她知道。

但她刚把睡衣搭在肩上，一回头，看见罗伦佐正看着她。

他靠在床头，眼睛亮亮的，像她十六岁那年夏天，她踮着脚晾衣服时，他从对面窗户看过来时一样。

她的耳根忽然热了。

“罗伦佐，“她说，声音低低的，“不要看，把头转过去。”

他没有动。

那双眼睛还在。一直还在。

她转过身去，把睡衣穿好。窗外有风，吹动那棵老橄榄树的叶子，沙沙地响。

李国发和黄素芬

Sat, 01 Aug 2026 15:41:10 +0100

一

凌晨四点，渝中半岛还没醒。

路灯黄烘烘的，照着解放碑底下那条街。垃圾车刚过，地上湿漉漉的，洒水车留下的印子还没干。

李国发把扫帚杵在地上，从脖子上扯下毛巾，擦了一把汗。毛巾是灰的，洗不出来那种灰，但他天天带着。擦完汗，毛巾又搭回脖子上。

他往街那头瞟了一眼。

黄素芬还在扫。她那条街比他长，垃圾桶也多，扫起来费劲。她弓着腰，扫帚一下一下的，慢，但是稳。

李国发把自己这条街扫完了。他没走。他把扫帚往墙根一靠，弯腰从脚边捡起一个矿泉水瓶子，拧开盖子，把里面剩的水倒掉，脚踩扁，塞进腰上别的蛇皮袋里。

然后他往黄素芬那边走过去。

他不跟她打招呼。几十年了，他都没跟她打过什么招呼。他就是走过去，从她那头开始扫，往她这边扫。扫帚挨着扫帚的时候，他也不抬头，就那么低着头扫过去。

黄素芬直起腰，看了他一眼。

“你又来搞啥子嘛。”

声音不大，也没看他。

李国发没吭声，继续扫。

黄素芬也不说了。她弯下腰，把扫帚底下那个烟头捡起来，扔进垃圾桶里。

两个人就这么扫着，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隔着三四米。扫帚刷过地面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在凌晨的街上响。

二

李国发今年五十八。黄素芬比他小一岁，五十七。

他们是一个村的。合川乡下，挨着渠河。李国发从小就认识她。她那时候扎两个辫子，在村里的小学读书，比他低两级。她长得好看，村里人都说黄家那个女娃儿长大了要嫁到城里去。

李国发那时候就喜欢她。但他不敢说。他长得瘦小，在村里排不上号。她喜欢那种高大威猛的，喜欢长得像电视里明星那种。他算哪根葱。

后来她嫁人了。嫁到外地，跟老公去广东打工。李国发也出去打工，在建筑工地上干了几十年，攒了一点钱，不多，够活着。他没结婚。有人介绍过，他看了，摇摇头，说不合适。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前几年，听说她回来了。老公在厂里出事了，机器绞的，人没了。

再后来，听说她去了重庆。

他打听来的消息是：姑娘嫁到重庆了，生了娃，她去帮忙带外孙。外孙大了，她没回老家，就在渝中区租了间小房子，找了份清洁工的活。说是想自己攒点钱，老了不拖累姑娘。

李国发知道的时候，她已经干了半年。

第二年，他也来了渝中区。

他没跟她说他是跟着她来的。他谁也不说。他只是每天早上四点起来，扫他那条街，然后把她那条街也扫了。扫完了，他就在她那条街的尽头等，等她过来的时候，假装是在捡瓶子。

第一次在重庆见到她，她愣了半天。

“李国发？你啷个在勒点儿？”

“打工嘛。”他说，“重庆好找活路。”

她看了他一眼，没再问。

从那以后，他们就一起扫街了。也不说话，就是各扫各的，扫完了，一起去吃早饭。早饭是馒头，一人一个，就着保温杯里的开水。她那个保温杯是旧的，漆都掉了。他看在眼里，没说话。

三

那天早上，黄素芬咳嗽了几声。

李国发正在扫她那头，听见咳嗽，手里的扫帚顿了一下。他没抬头，继续扫。扫到离她近一点的时候，他把腰上别的水瓶解下来，往她那边一递。

“喝口嘛。”

黄素芬看了一眼，没接。

“不渴。”

“咳成恁个样子还不渴，你硬是铁打的嗦？”

她还是没接。李国发也不缩手，就那么举着水瓶，站着。

过了一会儿，黄素芬把扫帚放下，接过水瓶，喝了一口。水是温的，他早上灌的开水，放了一早上，刚好能喝。她把水瓶还给他，没说话，继续扫。

李国发把水瓶别回腰上，继续扫。

过了一会儿，他说：

“勒几天咳得凶，是不是晚上没睡好？”

“睡得好不好关你球事。”

“关我的事。”

黄素芬手里的扫帚停了。她抬起头，看着他。

李国发没抬头。他低着头扫，但耳朵根子红了。

黄素芬看了他几秒钟，又低下头扫。过了一会儿，她说：

“你管我？！”

“我豆是要管。”

这句话说出来，李国发自己都愣住了。他从来没跟她说过这种话。几十年了，他连跟她多说话都不敢。今天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黄素芬没吭声。但她也没骂他。

两个人继续扫，谁都没再说话。

四

他们的蛇皮袋里，除了垃圾，还有瓶子。

瓶子是钱。矿泉水瓶一毛一个，大的饮料瓶两毛。一天下来，能捡几十个。一个月下来，就是几百块。黄素芬说，这是养老钱。工资只够活着，瓶子里才是将来。她不想老了拖累姑娘。

李国发不吭声，但他也在捡。他捡的瓶子，一半放进自己的袋子，一半偷偷放进她的袋子。她不知道，他也从来不让她知道。

那天早上，黄素芬翻自己的袋子，数瓶子。数着数着，她抬起头，往李国发那边看了一眼。

李国发正在扫他那头，背对着她。

她把瓶子倒出来，又数了一遍。多了八个。

她没吭声。把瓶子装回去，继续扫。

过了一会儿，李国发扫到她这边来了。她也不看他，就说：

“你莫以为我不晓得。”

李国发手里的扫帚顿了一下。

“晓得啥子嘛。”

“你往我袋子里塞瓶子。”

李国发不说话了。

黄素芬也不说了。她低着头扫，扫了几下，又开口：

“各人不一样要攒钱嘛。”

李国发闷闷地说：

“我攒那么多干啥子嘛。”

“你老了不过？”

“老了再说。”

黄素芬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她说：

侧线

Sat, 01 Aug 2026 15:41:09 +0100

一

清晨四点四十分。他检查完机车，爬上驾驶室。

站台上有人。

他看见她的时候，她已经在雨里站了很久。头发湿了，贴在脸上。没有打伞。穿一条深绿色的连衣裙，款式很时髦，但他认得——那是她在富人区的二手慈善店里淘来的。

她没有叫他。只是站在那里。

他拉响汽笛。一声长鸣，在空旷的站台上回荡。那是铁路上的规矩：一声长鸣，火车即将出发，所有人离开轨道。

她往后退了两步。但也没有走。

他看着她。她也看着他。信号灯变了。他松开刹车。火车开始移动，很慢，像每一次出发。后视镜里的她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被晨雾吞食。

铁轨在前面分开，又合拢。

休息的时候，他翻开《麦田里的守望者》。书签还夹在上次停下的地方。霍尔顿说：“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谈任何事情。你只要一谈起，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来。”

他把书合上。

他想起小时候和她一起走在铁轨上，一人一条，看谁先掉下来。她总是先掉，然后伸手抓他的裤腿，两个人一起滚到路基上，笑得喘不过气。

等他们的工作都走上正轨，他要跟她求婚。租一间带厨房的公寓，每天早上对坐着吃早饭，烤面包、煎蛋、茶，看她困兮兮地往杯子里加糖。桌上会有一小把野花，是他下班路上在铁路边的草地上摘的——雏菊，白花瓣黄芯子，还有几枝天竺葵，红的粉的，挤在喝光了果酱的玻璃瓶里。然后要两个孩子，大的会像自己还是她呢？小的呢？最好两个都像妈妈吧，自己那么普通，像她就好了。

然后他在脑子里把那间厨房布置了一遍又一遍，连窗帘的颜色都换过好几回。

二

她让他看她的嘴唇，是几个月前的事。

“好看吗？“她抿了抿，像在试一支新口红。

他看了很久。嘴唇比昨天肿了一点，上唇中间有一颗小小的珠子，撑出一种饱满的弧度。还有点红红的，像被蜜蜂蜇过，他想说，但没说。

“好看。“他说。

她满意地笑了，对着手机屏幕又看了看。“三百镑，“她说，“下个月打脸颊。我要那种……你懂的，芭比那种。”

他点头。他确实懂。她给他看过很多次照片——金发、丰唇、高颧骨，像塑料做的那种完美。他不喜欢，但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不喜欢。那是广告里天天播的东西，公交车站、YouTube、超市收银台旁边的杂志封面，到处都是。你躲不开。她们笑得很自信，好像在说：你也可以这样。你只需要花一点钱。

“你不觉得……你本来就好看了？”

她看了他一眼，那种眼神他后来想起，会觉得像在看一件旧家具。“你当然觉得。“她说，语气里没有恶意，只是陈述事实。

他后来在火车上想这件事。他不怪她。他怪的是自己——他给不了她那个世界，甚至连"那个世界不值得"这种话都说不出口。因为说出来就像酸葡萄，像一个买不起的人假装不想要。可是那个世界真的值得吗？他也不知道。也许它根本不值什么钱，只是看起来亮晶晶的，像橱窗里的灯。

霍尔顿会怎么说？他想了很久。霍尔顿大概会说"他妈的”，然后走掉。但他不是霍尔顿。他只是一列火车的学徒，每天在同一条铁轨上来回，连愤怒都找不到方向。

三

那个男人出现在咖啡店里。剪裁得体的浅灰色西装，左胸前的口袋巾是浅薄荷绿，腕上的手表是个她似乎在某本时尚杂志上看过的样子，亮晃晃的，他说话声音很大，眼神直勾勾的。她端咖啡过去，他看了她一眼，忽然压低声音说：“你知道你长得像谁吗？Rosie Huntington-Whiteley。尤其是嘴唇。”

她后来跟他说这事的时候，眼睛是亮的。“他说他做进口贸易，有自己的公司。”

他问：“你信了？”

“为什么不呢？“她说，“你不觉得我值得更好的吗？”

那句话让他沉默了。他想起她小时候住的地方——廉租楼最里面那间，下雨就漏水，墙上是她用粉笔画的芭比娃娃。金发，大眼，细腰，长腿，美丽优雅的芭比娃娃，她的美貌为她打开了世界上所有的大门，引来所有的关注与宠爱。她的芭比娃娃是二手店里买的，求了妈妈很久。她的娃娃只有一套旧的连衣裙可以穿，她就用家里的布头尝试给娃娃做新的衣服：围裙、半截裙、梦幻的泡泡纱直筒裙，以及用旧桌布做的白色镂空新娘礼服，更多时候，她抱着娃娃幻想，幻想芭比的世界与自己的未来。她说长大了要开一家自己的店，要有很多钱，要住大房子，要变得漂亮，让所有人看见她。

他那时候觉得她好厉害。那么小就那么知道自己要什么。

现在他还是觉得她厉害。只是他没想过，她要去的地方，他能不能跟得上。

她其实也不知道。她只是相信了那些话——你值得更好的，你应该拥有更多，你配得上那个亮晶晶的世界。没有人告诉她那些话是谁说的，为什么说，说了之后想让她做什么。

四

那之后，她又见过那个男人几次。

第一次是他来接她下班。站在咖啡店门口，车停在路边，银灰色的，她不认识牌子。她坐进去的时候，座椅是皮的，暖的，像被人刚坐过。她下意识觉得不太对，但又告诉自己——可能是高档车的座椅自动加热。

第二次是在一家法国餐厅。她没听过名字，菜单上的字她大半不认识。他替她点了，跟服务员说话的时候声音很低，像在说什么秘密。菜端上来，一小块鱼肉卧在白色的泡沫里，旁边点缀着几粒不知道是什么的红色珠子。她拍了照，发了朋友圈，写了"美好的夜晚”。后来她去洗手间，路过收银台旁边的小窗，看见墙上贴着手写的菜单，旁边标着价格。她看见那道鱼的价格，不过二十来镑，比普通餐厅略贵了一些，她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座位上，他正在看手机，抬头冲她笑了笑。她也笑了笑。

第三次是他让她帮忙，说公司账户暂时冻结了，需要周转，不多，就一百二十镑。她犹豫了一个晚上，那些钱是她小心攒下来准备去做医美的，不过第二天她还是转了。他收到钱之后发了一条语音，说"你真是我的天使”。她听了好几遍，每次听到"天使"那个词的时候，就把手机贴得离耳朵近一点。

她没有跟他说这些。她只说"他对我很好”。

有一次她坐在那个男人的车里，路过美容院。屏幕上那个金发女孩还在，嘟着厚厚的嘴唇，颧骨高高耸起。她看了看屏幕，又看了看车窗里自己的倒影。嘴唇已经有点消了。她算了算日子，下次补唇还要两个月。

她忽然想起他说的那句话——“你本来就好看”。

然后她把这个念头按下去，像把一件穿旧的衣服塞进柜子最里面。

五

她提出分手的那天，天气很好。

“我遇到一个人，“她说，“他对我很好。他会给我想要的生活。”

他问：“你爱他吗？”

她愣了一下。那个表情他后来反复回想——不是犹豫，是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她很快地说：“当然爱。不爱怎么会在一起。”

他点头。没有挽留。

火车驶过某个站台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站在那里等车。他忽然想，如果那个人是自己，他会跳下去吗？不会。他只是一列火车。火车有火车的路。那间厨房，那些窗帘，那个装野花的果酱瓶，那两个还没有名字的孩子，都留在铁轨上了。

六

警察来找她的时候，她已经快一个月没见到那个男人了。

说好一起去巴黎的。她提前请好了假，收拾好行李，坐在出租屋里等。从早上等到天黑。电话打不通。信息发过去，没有回复。她打到第五个电话的时候，那个号码停机了。

她去报警的时候，接待她的是一个中年女警。听她说完之后，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把你知道的所有信息写下来。”

她写了。名字、电话、车牌号、那家餐厅的名字。写完之后她看着那张纸，发现她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女警拿着那张纸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坐在她对面，语气比刚才轻了一点。

“公司查不到。名字可能是假的。车牌是租车行的。那家餐厅……人均消费二十到三十镑。”

她看着女警，等着她说下去。

“在我们的记录里，这个人在过去大半年时间内，还对另外三个女性受害者用同样的手段进行了诈骗，用了差不多的人设，说差不多的话，也骗走了数额不等的钱财。你报的是第四个。”

女警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嘲讽，但也没有同情。只是一种陈述。

她坐在那里，没有哭。她只是觉得嘴唇很干。她坐在警察局的塑料椅上，录了两个小时的口供。那个女警最后看了她一眼，说：“以后小心点。那种人，专找你们这种涉世未深的女孩。”

涉世未深。

她不知道"涉世未深"是褒义还是贬义。但她忽然想起他——那个每次说"你本来就好看"的人。她那时候觉得那是他没有见识。现在她不知道了。

她走出警察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灯黄黄的，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她路过一个汽车站，LED广告橱窗里有个妆容精致的金发女孩嘟着嘴唇，画外音说"让您爱上照镜子”。

她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屏幕上的女孩冲她笑，像在说：你也可以这样。

她转身走了。

七

她来找他的那天，利物浦下了很大的雨。

他刚下班，站在门口，握着滴水的雨伞，看着她。她没打伞，头发湿了，贴在脸上。嘴唇已经回到原来的样子，薄了一点，但那是她的嘴唇。

“那个女警问我，他有没有给我买过东西。我说请我吃过一次饭，很贵的餐厅。女警说那家餐厅人均二十到三十镑。可我以为那是上流社会。”

她笑了一下，有点自嘲，但更疲惫。

“我其实从些许苗头能感到他的徒有其表，可是我不敢去想”，她舔了下嘴唇，往身后的墙上缩了缩，像是怕冷一样，“如果我细想之下，就得承认我错了。我竟然为了这种骗子，而弄丢了你……”

他听着，发现自己没有生气，也没有幸灾乐祸。

他想起有一次在火车上，看到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在打电话，说"这笔生意做完，我就财富自由，能提前退休了”。他忽然想，自己这辈子断不会有那种"做完一笔就退休"的时刻。他的生活是一天一天往前挪的，没有那种戏剧性的转折。而她想要的就是那种转折与华章。他给不了。

咖啡店旁边那家美容院的广告换了一轮新的。屏幕上，一个金发女孩嘟着厚厚的嘴唇，颧骨高高耸起，摆出撩人的姿势，像从杂志封面上走下来的。画外音甜腻腻地说：青春泉美容院，让您爱上照镜子。

他想起她每次路过那块屏幕都要停下来看一会儿。他也想起自己每次路过都假装没看见。不是不想看，是看了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想。那个女孩很漂亮，但那不是她。也不是任何真实的人。可所有人都被教会了用那个标准来衡量自己。

芒果姐妹

Sat, 01 Aug 2026 15:41:08 +0100

斯里兰卡管好闺蜜叫做芒果姐妹。

一

杜丽卡第一次顶撞威尔金森小姐，是在一个下雨的星期二。

那天她在茶园里忙了一早上——昨夜风大，吹断了几棵树，压坏了一片茶丛。她和母亲天没亮就上山，把断枝拖走，把倒伏的茶丛扶正。等忙完，手指缝里全是泥，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她索性不管了，光着脚往学校跑。

到学校的时候已经迟了。威尔金森小姐正在讲英国历史，黑板上写着"1066年"。杜丽卡推门进去，站在门口，看了看黑板，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

威尔金森小姐手里的粉笔停了一下。“这是历史。”

“这是他们的历史，“杜丽卡说，“不是我们的。”

教室里安静了。伊西尼坐在第二排，低着头，耳朵根红了。

威尔金森小姐看着杜丽卡，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递给杜丽卡。那是一张斯里兰卡的地图，中间画着山，山上画着一排一排的小点，旁边写着"茶园”。

“这也是历史，“威尔金森小姐说，“只是没有人把它写下来。”

杜丽卡抱着那本书走出教室，在老银合欢树下站了一会儿。书里是威尔金森小姐的手写字，写着这片茶园什么时候种下第一批茶树，写着采茶女的名字——有些是她祖母写下的。

那天晚上她把书放在枕头底下，翻来覆去，觉得胸口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二

伊西尼和杜丽卡从六岁起就在一起，在茶园里一起学会弯腰，培土，除草，采茶，在威尔金森小姐的学校里一起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她们不一样。

伊西尼的父母是那种把自己绷得很紧的人。他们住在茶园边上的一间小屋里，墙是泥夯的，屋顶是铁皮的，但地面扫得干干净净。父亲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去茶园，母亲在家洗衣、喂鸡、补衣服。他们对伊西尼只有一个期望：走出去。所以伊西尼什么都怕——怕考不好，怕回家太晚，怕让父母失望。她走路的时候低着头，肩膀缩着。

威尔金森小姐的图书馆是她唯一敢把头抬起来的地方。所谓的图书馆是教室后面搭出来的一个小隔间，书不多，歪歪扭扭地挤在几块木板上。大部分书都是英文的，伊西尼读得很慢，一个词一个词地查。但她不怕慢，她怕的是书不够读。

威尔金森小姐注意到她，是在一个下午。伊西尼坐在地上，背靠着书架，膝盖上摊着一本《简·爱》。威尔金森小姐在她旁边坐下来，翻开书本，一行行指着，慢慢念给她听。从那以后，伊西尼每天放学都去图书馆。她学会了那些毫不相干的地名——盖茨海德、约克郡。她把那些名字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本子的封面是母亲用旧布缝的。有时候夜里她躺在床上，借着月光看那些地名，一个一个念过去，想象自己能踏上那片土地。

但威尔金森小姐也会给她看别的书。有一本书里写着康提王朝最后一位国王的故事，写他被英国人带走的时候，路过每一条河都要停下来，用手捧水喝。伊西尼读到那段的时候哭了。威尔金森小姐没有问她为什么，只是把煤油灯往她那边挪了挪。

三

芒果是茶农最爱的水果。青芒果挂在枝头尚未熟透之际，采下去皮削条，蘸着辣椒粉和盐，酸辣咸鲜，解馋又解乏，滋味悠长。而熟透的芒果色泽金黄气味馥郁，果肉厚实，甜美多汁，让人食指大动。

杜丽卡最爱青芒果，而伊西尼则最喜熟芒果。茶园长大的两位好友最喜欢相约去摘芒果。在茶园，男孩子爬树是被鼓励和赞赏的，可是女孩子要是爬树会被认为不够文静。跟其他女孩子不同，杜丽卡从来不觉得穿长裙会阻碍她爬树，她熟练地裙角拉起来，扎进腰带里，然后就身姿矫健地爬上芒果树，青芒果给自己，熟透的则分给伊西尼。伊西尼就在树下垫着厚实的香蕉树叶子，接着杜丽卡扔下来的芒果。

斯里兰卡民间称闺蜜为"芒果姐妹”。在伊西尼眼中，杜丽卡虽然喜欢青芒果，当时她曼妙矫健的身姿和那股英武的气魄，是比最熟的芒果还要诱人的存在，她欣赏又羡慕。而杜丽卡则喜欢伊西尼那种文静温柔的气质，尤其是当伊西尼从书本里抬起头来的时候，眼中总有一种迷茫的天真神情，跟周围的人都不一样，让杜丽卡好奇又怜爱，就跟青芒果一样，青涩美好。

四

纳林是杜丽卡和伊西尼共同的秘密。

他比她们大三岁，住在茶园边上那条巷子的最里面。父亲在他七岁那年从一棵老银合欢树上摔下来死了。那棵树上百年了，是英国人种下的，枝干粗壮，但树皮滑。雨季的时候，苔藓长上去，脚踩不住。他父亲修剪这棵老树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下来，后脑勺着地，当时就不行了，人被村民七手八脚地抬回家，当天夜里就没了。纳林从那以后就没有再爬过那棵树。但茶园里的树太多了，他躲不开。父亲死后，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在茶园里做最累的活，纳林从很小就开始帮她——劈柴、挑水、修屋顶。后来他开始帮威尔金森小姐修学校的门窗、补漏风的墙。

杜丽卡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溪边。她蹲在那里洗脚上的泥，抬头看见他从上游走过来，肩膀上扛着一捆柴。他的头发是黑的、卷的，不听话地翘着。他走到她面前的时候停了一下，冲她点了个头，然后继续往前走。

杜丽卡蹲在溪边，手还放在水里。她看着他的背影——那件洗得发白的背心被汗浸湿，能看见肩胛骨的形状。她忽然觉得脸热，用手掬了一捧水泼在脸上。

从那以后她开始留意他。留意他每天早上从巷子里走出来，步子很大，走得很快。留意他在威尔金森小姐的学校里修窗户的时候，会先把旧钉子一颗一颗拔出来，码整齐。她还留意到他的手——骨节粗大，手背上有几道浅浅的疤。那双手什么都会做。她想，那双手要是碰她一下，会是什么感觉？

伊西尼不一样。伊西尼早就注意到了纳林。纳林每隔几天会来学校送柴。他把柴码在教室后面，然后站在门口等威尔金森小姐出来，接过她递来的一杯茶，喝完，离开。整个过程不超过十分钟。

伊西尼每次都在窗户后面看他。他站在门口喝茶的时候，侧脸对着她。下颌线很硬，从耳根一直划到下巴。嘴唇很饱满，抿着茶杯边缘的时候会微微往里收。喉结动一下，一口茶咽下去。

她把眼睛收回来，盯着书页。但那些字不动了。她只是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很轻，很慢，像茶园里早晨的雾。

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种感觉。甚至在杜丽卡面前也不说。她只是把那种感觉压在枕头底下，压在那些书中间。

杜丽卡也没有告诉过她。她们像两条并行的铁轨，在同一个方向上延伸，却不知道对方也在走。

五

风暴来的时候，是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

那天下午天色突变。西边的云像打翻的墨汁，一层一层地往上翻。空气忽然安静，风像是在憋一口气，憋得整个山都绷紧了。

杜丽卡从茶园往山下跑的时候，风已经起来了。先是小股小股地卷起地上的尘土，然后越来越大，带着呼啸，推得她踉踉跄跄。

她跑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威尔金森小姐正在窗户前，把窗台上的书本和装饰品往屋里收。

杜丽卡冲进去，教室里面已经乱了，书本被风吹得满屋飞。那扇朝北的窗户被风撞开，合页松了，窗框在风里来回撞。杜丽卡扑过去，用身子顶住那扇窗。雨来了，砸在铁皮屋顶上，轰——像一万只手同时在拍。

教室开始漏水。水线顺着墙往下淌。

“威尔金森小姐！“门口传来一个声音。

杜丽卡回头，看见伊西尼站在门口，浑身湿透了，头发贴在脸上。她不知道从哪里跑来的，喘着粗气，眼睛红红的。

“芒果，“杜丽卡冲她喊，“过来帮我把那扇窗拉住！”

伊西尼跑过去，手刚碰到窗框，一阵风撞过来，把她带了个趔趄。她没松手，死死地攥着。

“我来！”

纳林站在门口。浑身是水，衬衫贴在身上，能看见胸口的肌肉线条。他的头发全湿了，水顺着发梢往下淌。

他一步跨进来，先帮杜丽卡把那扇窗户扣上，用身子顶住，腾出手来把插销插回去。然后他转身去帮伊西尼。那扇朝东的窗框变了形，他就把旁边的课桌拖过来，用桌腿顶住。

然后屋顶响了。

不是雨砸的那种响，是铁皮被掀起来又拍下去的声音——哐，哐。那间小隔间上面的铁皮翘起来了，风从那个口子里钻进去，把书页吹得翻飞作响。威尔金森小姐脸色都变了。

纳林冲进雨里，扛起墙边的竹梯，架在屋檐上。梯子在风里左右摇晃。

“纳林！下来！“杜丽卡喊。

他没听，径直往上爬。爬到屋檐的时候一阵狂风刮过来，梯子又晃了一下，他的身子跟着也晃了一下。他的手抓紧梯子，指节发白。那一瞬间他想起父亲——父亲从老树上滑下来的时候，手是不是也这样抓紧过？抓不住的。他知道抓不住的后果是什么，他的心里一阵发颤。杜丽卡一个箭步冲过去，扶住梯子。

他翻上屋檐，弯着腰，一步一步往那块翘起的铁皮走。雨水从头顶浇下来，衬衫贴在背上，能看见脊背上的肌肉在跳动。

他忙蹲下来，抓住铁皮的边缘。铁皮在风里挣扎，拽着他的手臂往上掀。他的手臂上青筋暴起来，咬着牙，下颌绷得很紧。

“石头！“他朝下面喊，“压屋顶的石头！”

威尔金森小姐试着搬起一块平时压柴堆的石头，太沉了。伊西尼跑过去，两个人一起抬，挪到梯子下面。

纳林探下身来，接过石头，压在铁皮上。铁皮沉了一下，又翘起来。杜丽卡又递了两块小的上去。一块一块压上去，铁皮慢慢服帖了，不再往上掀，只是在风里微微地颤。

纳林坐在屋檐上，喘着粗气。雨水还在浇，他的头发贴在额头上，水从发梢滴下来，滴在膝盖上。

他慢慢爬下来。脚踩到地面的时候，腿软了一下。杜丽卡伸手扶住他。他的手抓住她的手臂，很紧。他的手是冰的，她的手臂是热的。

“你简直是疯了。要是打雷的话，你就……“杜丽卡说，声音在抖。

纳林看着她，没说话。

伊西尼站在门口，看着他们。她看见纳林的手抓着杜丽卡的手臂，看见杜丽卡仰着头看他。她站在门槛上，咬着嘴唇，心里翻江倒海的。

威尔金森小姐从教室里走出来，看了看他们三个。她转身回去，泡了一壶热茶，倒了两杯，端到门口。一杯递给纳林，一杯递给杜丽卡和伊西尼一起喝。

纳林接过来，捧在手里。他的手还在抖。他低头看着那杯茶，琥珀色的。

“谢谢你。“威尔金森小姐说。

纳林摇摇头。他把茶喝完，把杯子放在门槛上，转身走进雨里。走了几步，停下来，又回头看了一眼。

他看的是她们两个。杜丽卡站在左边，伊西尼站在右边。她们都看着他，雨水把她们浇透了，但眼睛里闪着光。

他没说话，转过身继续走。他的背影在雨里越来越淡，最后被雨幕吞掉。

威尔金森小姐站在门口，看了看纳林消失的方向，又看了看身边的两个女孩。她把她们手里的茶杯满上了。

教室里，那盏煤油灯还在晃。风还在刮，雨还在下，铁皮屋顶上压着石头，稳了。

那天晚上，杜丽卡躺在床上，把手举到眼前，看着手臂上被纳林抓过的地方。指印已经消了，但她觉得还在——那圈冰凉的感觉还在，像一圈看不见的镯子。

伊西尼也睡不着。她坐在床边，把那个小本子翻开，写了几行字，又撕下来，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枕头底下。她不知道自己在藏什么，只是觉得有些话不能说出来，只能藏在枕头底下，压在梦里。

窗外，雨停了。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来，照在湿漉漉的茶园上，茶叶上挂着水珠，亮晶晶的。

玉兰花落一地

Sat, 01 Aug 2026 15:41:07 +0100

他醒过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天花板是白的。灯是白的。周围有机器在响，嘀——嘀——嘀——，还有另一种声音，跟着他的呼吸走，他吸气它响，他呼气它停。他想动，动不了。右边的手不是他的，右边的腿也不是他的。它们躺在那里，像两件不属于他的行李。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堵着什么东西。出不来声音。

乔治。

四十六岁。商界奇才。上个月还在《金融时报》的封面上，得体优雅的西装，健美的体态，充满着雄性荷尔蒙的气息，儒雅地对着镜头微笑。那篇报道的标题他记得很清楚：《拭目以待》。

现在他躺在这里，不知道今天是几号。

开会的时候，头忽然疼了一下。不是那种普通的疼，像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炸开。然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昏迷了几天，到底几天，他也不知道。昏迷、气管插管、呼吸机、开颅手术、重症监护室明晃晃的灯光让他迷糊。

他开始做梦。

一帧一帧的，栩栩如生。

他看见年轻的母亲的脸。她是美丽优雅的，高傲的，她总是昂着头，觉得她与父亲的生活辜负了自己的才貌。她看他的眼神里总是含着“你还可以更好”的责备和期许。

四岁。他拿着画给母亲看。画的是树，歪歪扭扭的树。母亲看了一眼，说：“树不是这样画的。树的叶子应该是绿的，你怎么用蓝笔！？”

六岁。他考了全班第一。跑回家，把卷子递给母亲。母亲看了一眼分数，说：“第一名？那你们班是不是只有二十个人？” 十二岁。他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拿了三等奖。母亲在台下坐着，回家一路没说话。到家以后，她说：“你要是准备得再充分一点，可以拿一等奖的。那个拿一等奖的人还没有你这么漂亮的衬衫和皮鞋。”

他从来不敢问母亲：“怎么样才是够好的？”，以及“你为什么不抱我？”

渐渐地他也觉得这些问题很无聊，男人嘛，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最好的成绩，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工作，最好的公司。他成为别人嘴里那个“乔治”——那个永远在往上走的人，那个从来不会停下来的人。

他在上流社会周旋，在女人之间游走。那些女人看他，和母亲看他不一样。她们的眼睛里有光，有崇拜，有想要。他喜欢那种光。

那时的他怎会想到如今。

插管在他喉咙里待了八天。

第三天的时候，医生试过让他脱离呼吸机。他咳了几下，不行。第五天又试了一次，还是不行。吞咽功能没了，咳嗽的力气也不够，痰吸不出来，血氧往下掉。

第七天，他听见床边有人在说话。声音很远，像隔着水。

“……拔管失败两次了……神经系统恢复情况……预计长期……”

“气管切开吧。”

那是他第一次听见“气管切开”这四个字。他不完全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但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事。

第八天，他再次被推进手术室。

再醒来的时候，喉咙里那个硬硬的管子不见了，换成脖子前面一个小小的开口。呼吸变得轻了一点，但仍然不是他自己的。他开始明白：那个插管，是他和呼吸机之间的桥梁；而这个切开，是他和未来之间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也许是妥协，也许是承认。

承认他暂时回不去了。

气管切开之后，他的意识开始慢慢回来。

不是“啪”一下全醒了，是像潮水一样，涨上来，退下去，再涨上来一点。

有时候他能睁开眼睛，看见天花板，看见床边那些机器的数字，看见护士走过来。有时候他又沉下去，什么都不知道，只有断断续续的梦。

梦里有母亲的脸。有那些他叫不出名字的女人的脸。还有罗拉的脸。

那个梦是在第四天还是第五天来的，他分不清。

梦里是海。

不是那种明信片上的海，是灰蓝色的，沉沉的，月光把海面压成一块软绸。风很轻，带着盐的味道和某种他叫不出名字的腥甜。

他年轻。二十出头，也许十九。站在沙滩上，裤腿卷到小腿，脚趾陷进湿凉的沙子里。

身后有人叫他。

他回头。

罗拉站在月光里。

她穿着一条白色的裙子，很普通的那种，棉布的，下摆被海风吹得轻轻飘。她看着他，眼睛里有光——不是他后来在那些女人眼睛里见过的那种光，是另一种，更亮的，更软的，像月光本身。

她走过来。一步一步，踩在沙子上，留下浅浅的脚印。

走到他面前，她停下来。抬头看他。

然后她笑了。那种笑，他后来再也没在任何女人脸上见过——有点害羞，有点紧张，但又很坚定，像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她说：“我要给你看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然后她低下头，伸手，把右边的肩带从肩膀上褪下来。

裙子滑落，堆在沙滩上，堆在月光里。

她站在他面前，什么都没穿。月光照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镀成银色的。她瘦，不是那种模特儿的瘦，是普通的、年轻的、有血有肉的瘦。锁骨那里有一小片雀斑，他以前没注意过。乳房像瘦削的乳鸽。小腹微微隆起，因为刚吃过晚饭。膝盖上有一块疤，是她小时候骑车摔的。

她有点不好意思，脸红红的，但她没有躲，没有用手遮。她只是站在那儿，让他看。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

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期待。他看着她，忽然喉咙发紧。

不是欲望的那种紧，是另一种——像有什么东西要从胸口冲出来，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知道那东西很重要。

他想说点什么。但他什么都没说。

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她。

然后他醒了。

病房的灯刺进眼睛里。天花板的白色，机器的嘀嘀声，喉咙里那个切开的开口，右边身子那种不属于自己的沉重。

他躺在那里，眼泪从眼角流下来，流进耳朵里，湿湿的，痒痒的。

他想叫她的名字。喉咙里只有空气流过气管切开口的声音，噗，噗，噗。

他不知道那是哪一年的事。也许是二十年前，也许是二十五年前。他记不清了。他只记得那个晚上，月光，沙滩，那条落在沙子上的白裙子。

还有她看他的那种眼神。

那种期待。

他以为那只是人生盛宴的开胃菜而已。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也许是几天后，也许是几周后，时间在ICU里是模糊的——他又梦见那个夜晚。

还是那片海。还是那个月亮。还是那条白裙子。

但这次，梦里的他知道一些事情。

他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他知道罗拉在那之后一直跟着他，照顾他，放弃自己的事业陪他打拼。他知道她对他好，是真的好——那种不计代价的、不需要回报的好。他知道他看着她的脸，心里想的却是：你怎么就不能再好看一点？你怎么就不能再优秀一点？你怎么就不明白，你太平庸，我根本带不出手？

他知道他没有说过这些话。但他用眼神说过，用沉默说过，用一次又一次的敷衍说过。

罗拉后来走了。走之前把行李放在门口，转身回头，直直地看着他说：“乔治，你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他知道他当时没听懂。

他现在躺在病床上，忽然听懂了。

和光同尘

Sat, 01 Aug 2026 15:41:06 +0100

她已经不记得上一次认真照镜子是什么时候了。

三十七岁那年，她开始做试管婴儿生二胎。打针、吃药、激素、取卵、移植、失败、再取、再移。她的身体像一个被过度使用的容器，胀、软、沉重。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失眠，胖了十几公斤，脸上的斑像地图一样摊开。她不再喜欢照镜子的时刻——镜子里那个人她不太认识，也不想认识。

丈夫是她的初恋。十六岁那年，她就对他一眼定终身。他挺拔，英俊，成绩好，走路带风。她那时候觉得自己配不上他，后来也一直这么觉得。

她记得大学的时候，他在另一个城市读书，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找她。他们沿着后海散步，冬天的风很冷，湖水结了薄薄一层冰。岸边的小店亮着暖黄的灯，酒吧里有人在唱歌，游客来来往往，热闹得不像冬天。她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手插在口袋里。他走在她旁边，隔着一步的距离。然后他们看见两个外国情侣站在水边，很自然地、旁若无人地接吻。他转过头看了看她，嘴角带着一点笑。

“你看人家多亲热。“他说。

她知道他在暗示什么。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却没有靠近他，反而下意识地把脸转过去。但她也说不清为什么，在她转过头的那一瞬间，默默往他那边挪了半步。而他也收到了那个信号，没有戳破她。他们就那么走着，没有再提那件事，但空气里多了一点别的东西，很薄，很凉，但确实存在。

那时候她害羞，不敢在公共场合跟他太亲近。不只是一点害羞，更多的是一种舍不得太快的珍惜——她想把那些亲密留到更安静的时刻。她不知道的是，那些被她"留着"的时刻，后来再也没有来。不是没有机会，是时间自己走了。而她还站在原地，手里握着那些没有用过的亲密，像握着一把没有打开过的钥匙。

现在他们之间的距离，比那半步远得多。他们之间隔着一张床、一堵墙、一个沉默的客厅和一间紧闭的卧室。

他最近开始健身了。买了几件不同颜色的衬衫。她整理柜子的时候，闻到一股清冽的、带着点海水气息的味道。那是须后水。他几十年来从没用过这东西。她把瓶子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她不知道说什么好。除了那股须后水的味道，她还在他的衬衫上闻到了一点别的东西——很淡，很隐蔽，像是刻意被掩盖过的。玫瑰。她闻出那个味道，因为她自己从来不买玫瑰味的香水。她不喜欢玫瑰，觉得它太浓、太直白。但那个味道此刻黏在他的衣领上，像一个无法否认的签名。她定了定神，把那件衬衫挂回架子上。

他们之间已经很久没有好好说话了。吃饭的时候各吃各的，看电视的时候各看各的，睡觉的时候背对背。中间隔着十几年的亲密，也隔着十几年的沉默。不是没有爱过，只是太久了，久到她快忘了他们是怎么怀上儿子的。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做试管，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那个夏天她穿着一条碎花裙子，他骑着自行车载她去河边吹风。风把她头发吹到他脸上，他笑了一下。他笑起来还是很好看。她那时候觉得自己拥有了全世界。后来才发现，拥有一个人和拥有全世界，好像都是一种短暂的错觉。

现在儿子上中学了，叛逆期，说起话来冷冰冰的。那天她端了一碗汤进他房间，他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你一天到晚能不能别来烦我？“她张了张嘴，没有说话。把汤放在桌上，轻轻关上门。

她靠在客厅的墙上站了一会儿。她想起他小时候，两岁之前都特别黏她。她哪怕只是出门倒个垃圾，回来的时候他都像隔了一辈子没见到她一样，哇哇大哭，伸着两只小手扑过来。她上班一整天回到家，他早已被外婆哄睡了，可她一进门，他就像装了雷达似的立刻醒来，揉着眼睛朝她爬，爬到一半就开始哭，像是怕她又要走。那时候她觉得累，觉得他没有一刻能离开她。但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不需要她。更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嫌她烦。她以为那种"被需要"是永远的。她以为他会一直那样扑过来。

她走回客厅，丈夫在沙发上看手机，头也没抬。她忽然觉得，这个家里没有她的位置了。

手机里每天都在告诉她：你要爱自己。打开社交平台，无数个穿白色衣服的女人坐在茶席后面，微笑着对镜头说"亲爱的，你要学会爱自己”。各大品牌的大促广告铺天盖地，每一个都在说"爱自己，就值得拥有更好的”。从面霜到精华，从瑜伽垫到褪黑素，从299的线上课到2999的线下工作坊，所有的东西都在打着同一个旗号。她刷到过很多次。她点开过，又退出来。她买过一些，又后悔了。那些东西用完就没有了，而她还在这里。爱自己——这句话听起来那么对，那么温暖，像一个永远不会拒绝你的拥抱。可她总觉得那句话背后有什么东西在冷冷地计算着她。那些眼睛太亮了，亮得不像经历过真正的黑夜；那些话太顺了，顺得像背过很多遍的剧本。她甚至去搜过附近寺庙的信息，想过要不要去拜一拜。但最后她都没有去。她不敢。她怕去了以后发现那里面的人跟短视频上的一样——目光狡黠，言语雄辩，看起来在关怀你，实际上在打量你的钱包。她不是不信，她是真不知道该信什么。

有时候她忍不住把这些念头絮絮叨叨地跟丈夫讲。她知道自己讲得乱，没有条理，一会儿说身心灵导师像骗子，一会儿说短视频看多了头疼，一会儿又说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庙里拜拜。她讲的时候自己都觉得烦。而他的反应从来都是一样的——一声叹息，然后脸转到更远的地方去。那个动作很轻，很熟练，他的叹息噎住了她想说的话。她看着他的侧脸，忽然想起刚结婚那几年，他们整天腻在一起，周末的下午，窗帘拉着，两个人躺在被窝里说很多话。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今天看到什么，明天想吃什么，哪家店新开了，哪个同事说了什么笑话。她说什么他都笑，有时候明明不好笑，他也笑，眼睛亮亮的，里面有一种她不知道怎么形容的东西——后来她知道了，那叫"想听”。他真的想听她说话。什么时候不想听了呢？她不知道。她踩了谁的底线？踩了多少次？她说错什么了，或者是做错了什么？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把脸转过去的？是第一次试管失败的时候？还是第四次？是她胖了十公斤的时候？是她在深夜哭醒的时候？是她不停追问"你还爱我吗"的时候？她不知道。她只知道现在的他，侧脸对着她，像一个已经关上的门。

家里马桶堵了。水漫出来，又脏又急。她翻手机找到门口贴的广告，打了电话，来了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他要价三百多，说水管坏了，要换零件。她犹豫了一下，还是付了钱。那人把旧毛巾往马桶里一裹，一搅，水通了。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她看着那团脏毛巾被扔进垃圾桶，心里五味杂陈。三百多块钱，买了三分钟。她不是心疼钱，她是心疼自己的判断力。连这么明显的骗局都认不出来。她站在卫生间里，看着重新平静下来的水面，没有哭。

她出去透透气，就绕到菜市场去买凉菜。巷子口新开了一家卤菜摊，摆摊的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皱纹有点深，笑起来却很敞亮。别的卤菜摊都是深红深褐的，酱油味重，看着好看，吃起来也咸。这家不一样，肉是浅色的，润润的，透着一股干净的、朴素的香气。她正犹豫，旁边一个大姐主动开口了：“这家的才是好的。那些深色的是染过的，看着好看，吃多了对人不好。真正好的东西，不染色的。”

她看着那一摊子干干净净的卤菜，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动了一下。不染色。不起眼。不用颜色去讨好谁。她想起这些年拼命想要"变好看”、“变有用”、“变值得被爱"的样子，那些染在自己身上的颜色——好妻子的颜色、好妈妈的颜色、好身材的颜色、不添麻烦的颜色，一层一层地叠在她身上，压得她喘不过气。她早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但她看着卤菜，第一次觉得，也许她不必"好看"才能被接纳。也许她可以只是"是”。这些卤菜没有颜色，但是香。

她买了一大包卤菜，提着袋子往回走。等电梯的时候，遇到了大楼的管理员——一个六十多岁的大叔，背微微有些驼，肩上扛着一把皮搋子。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开口了：“今天花了三百多块钱通马桶，被坑了。“大叔却忽然两眼放光，抖了抖肩上的皮搋子，声音里带着一种坚定的、不容置疑的底气：“下次再遇到这种事，你一分钱都不用花。你直接打个电话给我，我来帮你通。“电梯来了。她走进去，大叔没有进来。电梯门合上的时候，她看着那个扛着皮搋子的背影慢慢变窄，变成一条缝，然后消失。她站在电梯里，手里拎着那袋卤菜，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不是想哭，是另一种感觉——一种很久没有过的、被人在很小的事情上接住的感觉。三百块钱不算什么。但他说"一分钱都不用花”，那个语气里没有算盘珠子在响。只是"我来帮你通”——五个字。

她回到家，丈夫已经从健身房回来了，坐在沙发上玩手机。她走过去，把卤菜放在饭桌上，在他旁边坐下来。他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她闻到了那股须后水的味道——清冽的，带着海水的气息。他离她很近。但没有玫瑰。

她张了张嘴，想告诉他今天的事——马桶被坑了，新开的卤菜摊，电梯间的大叔。她想说的很多，但她忽然想起他每次把脸转过去的样子。她就把话咽回去了。她说：“吃饭吧。“他"嗯"了一声，没有多问。

晚上她又端了一杯热牛奶去儿子房间。敲门后，没回应，她从门缝里看了他一会儿。他戴着耳机，听不到外面的声音。那个背影——他的肩膀已经比她宽了。她想起他小时候，扑过来的时候只能抱住她的腿，仰着头，哭得整张脸都皱起来。那时候她以为那种日子会很长。后来她才知道，那种日子比她想象的要短得多。她把牛奶放在客厅茶几上。

等她做完清洁，洗了澡又吹干头发，回到卧室，丈夫已经躺下了，背对着她。那是他习惯的睡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和她之间隔出了那道沉默的缝隙。她在他身边躺下，没有像平时那样背过身去。她在黑暗中静了一会儿，然后往他的方向挪了一点。她第一次决定厚着脸皮伸出手，从后面搂住他的胳膊。他没有动，没有转身，没有抽开手臂，也没有回应。他只是没有躲。她不知道他醒着还是睡着了，她只是搂着，没有松开。

海的孩子

Sat, 01 Aug 2026 15:41:06 +0100

那片海湾没有名字。退潮的时候，裸露的沙地一直延伸到远处，潮水涨上来的时候，它又变成海的一部分。她从小就住在这里，而他住在附近，隔着一条窄窄的沙滩，退潮的时候赤脚走五分钟就到了。那是他们之间的海湾，心照不宣的，只属于两个人的。

她记得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她五岁那年的夏天。她骑着红色的小三轮车经过他家门口。他和他弟弟在门口玩沙，看见她来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饼干，扔在沙地上。他指了指地上的饼干：“踩。”她犹豫了一下，伸出脚，轻轻踩了上去，饼干碎了。他弟弟立刻跑过来：“我也要踩！”他伸手拦住弟弟：“不行。只有她能踩。”她重新骑上三轮车，看了他一眼，骑走了。他站在那里，低头看着沙地上被踩碎的饼干。那是她第一次知道，原来有人会用这种方式，把她和其他人区别开来。

后来她比他个子高，他就像条尾巴，她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她坐在门槛上看书，他蹲在旁边堆沙堡。她问：“你堆的是什么？”他说：“一艘船。”她蹲下来，把手伸进沙子里，帮他重新堆。潮水涨上来，船被淹了。他说：“又没了。”她说：“没关系，明天再堆一次。”

对于他而言，那座灯塔也不只灯塔，是她的。对于她而言，那片海湾也不只海湾，是他们的。

后来她上中学，他去码头等她。她下了船，看见他站在那儿，晒得黑黑的，冲她笑。她说：“你怎么又来了？”他说：“我来看你下船。”

她十六岁那年，他攒了三个月的零用钱，买了一支钢笔，放在她家窗台上，用一颗海螺压住。第二天她来找他，手里拿着那支笔：“是你放的？”他说：“不是。应该是海鸥叼过来的吧。”她没再追问。那天傍晚她坐在灯塔的台阶上，拆开笔，在纸上写了两个字，他凑过去看，她捂住纸。他把纸抢过来，看见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他把纸叠好，放进口袋里，那张纸后来跟着他出了很多次海。

她考上师范大学，去内陆读书。走的那天他站在码头远远看着船。她站在甲板上朝他挥手。船开了很久，他还站在那里。他在沙滩上写：“我在灯塔等你。”潮水涨上来，字就没了。

大学四年她很少回来。她毕业那年他出海走得远。回来的时候她已经回来了，在海边的中学教数学。他只要回港都去她的教室，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角落。他不说话，她也不跟他讲话。但他们都知道，后排有个人坐在那里。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教室的距离，就像那片海湾，退潮时可以走过去，涨潮时只能隔着水看。

有一天课后，学生们都走了。她一边收拾教案，一边对他说：“你来了。”他说是的。她说：“你这次回来多久了？”他说“一个星期。”她说：“那你为什么不来告诉我？”他沉默了一下：“我来看你讲课，不需要你看见我。”她走出教室，在门口停了一下：“我家住在灯塔那里。你知道的。”

那天傍晚他去了灯塔。她坐在门槛上。他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她问：“你跑哪条航线？”他说东南亚。她说：“最远到哪里？”他说马六甲。她说：“好看吗？”他说好看。她说：“那为什么不留在那里？”他说：“那里没有我的灯塔。”天色渐暗，她站起来说要去点灯了。他坐在原地。她走了几步，没有回头：“你下次什么时候出海？”他说后天。她说：“那你后天晚上，能不能走之前在码头等我一下？”他说好。

后天傍晚，她在码头等他，手里拿着一个布包，里面是一个本子，封面上写着“航海日志”。她说：“你在海上那么久，总要记录点什么。回来的时候可以讲给我听。”他打开，第一页是空白的。他说：“那我写满了，就回来给你看。”她说好。

他出海了。那本日志他写得很慢。每一次靠岸，他都在上面写几行字。有时候是天气，有时候是一个港口的样子，有时候只是一句话：“今天月亮很圆，我猜她在灯塔上也能看到。”写满了半本之后，有一次船在东南亚靠岸，他去码头找了电话打给她。他说：“我靠岸了，在曼谷。”她说：“你什么时候到家？”他说下周三。她说：“那我去码头接你。”他说好。

下周三她去了码头。他走下舷梯，走到她面前。她说：“你瘦了。”他说：“海上吃得不好。”她说：“那我给你做顿饭。”那天晚上她煮了鱼汤，他喝了三碗。她坐在对面看他。他放下碗，看着她，说：“我有话跟你说。我想回来之后，就再也不走了。”她沉默了一会儿：“你确定吗？你是一艘船。船靠岸太久，会生锈的。”他说我不在乎。她说：“你会在乎的。等你在岸上待久了，你会想念海。你也许会后悔的。”

他没有再说下去。那天晚上他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她没有送他出去。他走回到码头，海在夜里是黑的。他知道她说得对。他确实是一艘船。

他又出海了。他给她寄明信片，从不同的港口。她收到了，却不知道往哪里回信。

后来她结了婚。对象是镇上一个中学物理老师，温和、可靠。他们感情很好，相濡以沫，像两条并行的线，不急不缓地往前走。但他们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去检查过，双方都没有问题，但就是没有。慢慢的，他们不再提孩子的事了。日子还是照常过——周末回父母家吃饭，寒暑假一起出去走走，学校的同事都说他们是模范夫妻。只有她自己知道，有些夜晚她会醒来，听见海潮声从窗帘缝里渗进来，想起那个人的名字，然后又沉沉睡去。

他也结了婚。妻子在港口的外贸公司做文员。婚后他们很快有了儿子和女儿，在外人看来，这个家庭什么都不缺。但他常年不在。妻子独自带两个孩子，两边父母轮流来帮忙，可总有顾不上的时候。她开始在一些小事上抱怨——他记错了女儿的幼儿园班级，不知道儿子的班主任姓什么。他每次回家都带着愧疚，工资奖金悉数上交，给岳父母买礼物从不眨眼，但他给不了自己。他试过在陆地上待满两周，但到第十天他就开始头晕，不是生理性的，是一种摇晃感，像海在身体里醒过来，告诉他该走了。他是一个不完整的父亲。孩子们和他生疏，他站在客厅里就像一个客人。他不知道自己离开海可以靠什么活着。而每次船离港的时候他都觉得，这才是他应该待的地方。海在召唤他，那种每次出海前不知道前面是什么的兴奋，是他唯一能感到自己还活着的东西。他跑近航线之后回家的次数多一些，但妻子已经习惯了没有他的日子。他们维持着一种礼貌的疏离，像合租的人。他偶尔会想起她——那个在灯塔旁教数学的女人。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又过了很多年，她头发已经花白了。一天她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只有她的名字。字迹她很熟悉。她拆开，里面只有一行字：“我的日志都写满了。你还要不要看？”她把信放进口袋。第二天她去了他的城市。她找到码头调度室，站在门外，透过窗户看见他背对着她坐着，看着窗外。她推开门。他转过身来，他也老了。

她说：“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他说：“我回来了。这次真的不走了。我退休了，船不开了。”她看着他。他说：“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海了。除了从窗户看出去的那种。”

“灯塔还在。”她说。他没有接话。他们一起看着窗外。海在远处，灰蓝色的，和几十年前没有区别，海也许不会老，也许海太老了，所以这几十年的岁月于它无足轻重。

四季

Sat, 01 Aug 2026 15:41:05 +0100

一

杰米搬进那间带花园的房子时，是三月初。

杜伦还在冬天里，树枝光秃秃的，草坪枯黄，看不出什么希望。但他站在二楼窗前看了很久——他从来没住过有花园的地方。从小在伦敦南区的廉租房长大，窗外是别人的墙，楼下是流浪汉的纸箱。花园这种东西，只在电视里见过。

他二十二岁，刚大学毕业，在杜伦找了份初级数据分析师的工作。钱不多，但够活。他租的是这栋维多利亚式老房子里的一间卧室，和另一个租客共用客厅，厨房和花园。

另一个租客住楼下。

搬进来第一天，杰米在楼梯上遇见他。老人个子不高，但腰板挺得很直，走路带着一种奇怪的节奏，像是每一步都踩在某种看不见的鼓点上。他手里端着一杯茶，看见杰米，点了点头。

“新来的？”

“对，今天刚搬进来。”

“我叫塔德乌什。”老人说，发音带着明显的口音，“波兰人。”

“杰米。”

他们握了手。老人的手很粗糙，骨节突出，但握得很稳。

“住多久？”塔德乌什问。

“看情况吧，先签了一年。”

老人点点头，端着茶走了。杰米看着他走进楼下的房间，门轻轻关上。

二

三月底，天气开始回暖。

杰米有一天下班回来，发现房东在花园里摆弄一台机器。那东西发出巨大的噪音，所过之处，原本参差不齐的草坪变得整整齐齐。

房东是个忙人，弄完就走了，机器留在花园角落。

几天后的周末，杰米站在窗前，看着草坪。草又长出来了一点，边缘有些地方已经乱糟糟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从来没打理过草坪，甚至不知道那机器叫什么。

他下楼去厨房煮面，碰见塔德乌什坐在花园门口的椅子上晒太阳。

“那个……”杰米端着面走过去，有点犹豫，“您知道那个机器怎么用吗？”

塔德乌什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草坪，站起来。

“跟我来。”

他走到机器旁边，蹲下来，指着几个地方。

“这是启动开关。这是高度调节——草坪第一次剪，调高一点，别剪太短。这是收草的袋子，满了要倒掉。”

他示范了一遍，启动机器，推着走了一段。噪音很大，但他走得很稳，机器在他手里像是听话的牲口。

“你来。”

杰米接过机器，推了两步，歪歪扭扭。塔德乌什在旁边看着，没说话。等他推完一排，老人才开口：

“慢一点，稳一点。机器不怕慢，怕急。”

杰米又试了一次。这次好多了。

剪完草，塔德乌什指了指被剪下来的碎草。

“这些要收走，不然会烂在草坪上。但——”他顿了顿，弯腰从草坪边缘拔起一株开着黄色小花的植物，“这个别扔。”

杰米认出来了，是蒲公英。

“蒲公英不是杂草吗？”

塔德乌什笑了一下。那是杰米第一次看见他笑，很浅，但确实存在。

“杂草是人的说法。蒲公英叶子可以拌沙拉，根可以泡茶，对肝脏好。我小时候在波兰，母亲春天带我们去森林里采野菜，蒲公英是最常见的。”

他把那株蒲公英递给杰米。

“试试看。不习惯的话，至少知道它是什么。”

三

那天之后，杰米开始留意花园里的每一株植物。

塔德乌什教他辨认荨麻、酸模、野蒜。告诉他哪些能吃，哪些不能碰，哪些是“好杂草”，哪些是“坏杂草”。杰米听着，觉得自己像一个刚学会认字的孩子，突然发现世界上的每一片叶子都有名字。

他也在观察塔德乌什。

老人每天早晨七点准时出现在花园里，无论晴雨。他修剪、浇水、除草，动作缓慢但从不间断。有时候他会停下来，站在某株植物前面看很久，像在和老朋友说话。

杰米后来从房东那里听说，塔德乌什当过兵，打过仗，有PTSD。妻子去世很多年了，儿子在伦敦，女儿去了加拿大，很少联系。他就一个人住在这里，靠着微薄的退伍军人养老金过日子。

“他挺好的，”房东说，“就是不太跟人打交道。你刚来，他愿意教你东西，已经很难得了。”

四

四月底的一个周五晚上，杰米下班回来，在厨房煮了茶，端着走到花园。

塔德乌什也坐在那里，手里端着他那杯从不离手的茶。

天还没全黑，但已经很暗了。远处有鸟在叫，近处能听见邻居家的电视声。

杰米在他旁边坐下。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杰米说：

“我今天特别想家。”

塔德乌什没说话，但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我不知道该想谁，”杰米继续说，“我妈……我很小的时候她就走了。我跟着祖父母长大。他们对我很好，但是——”

他停了停，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

塔德乌什还是没说话。但他的手，那只粗糙的、骨节突出的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离杰米的手很近。

过了很久，老人开口了。

“我小时候，”他说，声音很轻，“家里也很穷。波兰那个时候，什么都缺。我父母带着我和两个姐姐，移民到英国。我父亲在煤矿做工，母亲去别人家打扫卫生。我们住在格拉斯哥的一间地下室里，窗户对着墙。”

杰米转过头，看着他。

“但我记得那些日子，”塔德乌什说，“周末，父亲带我们去树林里。他教我们认蘑菇，哪些能吃，哪些有毒。母亲用采回来的野菜做汤。很清，没什么油水，但我们都觉得好喝。”

他的声音停了一下。

“后来我参了军。再后来，有些事情……我没办法跟家里人讲。我试过，但讲不出来。讲出来了，他们也不懂。最后就不讲了。”

他端起茶，喝了一口。

“你刚才说不知道想谁。我有时候也不知道。想父母？他们都走了。想孩子？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不想被我打扰。想那些战友？大部分也走了。”

他看着前方，暮色把他的轮廓融进黑暗里。

“但今天坐在这里，和你说话，好像没那么想了。”

杰米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是坐在那里，和这个老人一起，听着远处的鸟叫。

他们一直坐到天完全黑透，坐到星星出来。

是周末，不用早起。

五

五月，杰米开始对种东西产生兴趣。

“我想种点自己能吃的。”他跟塔德乌什说。

老人带他去看花园角落那块荒地。那里长满了杂草，土板结得像石头。

“这里可以开出来。先去问房东。”

房东同意了。

错轨

Sat, 01 Aug 2026 15:41:05 +0100

一

那条裙子她挑了很久。不贵，是步行街那家小店里的，浅蓝色，棉布，A字裙摆，长度在膝盖下面一点。她在镜子前转了两次身，卖衣服的姐姐说好看，她就买了。买完以后又表姐面前试了一次，表姐说“你穿这个好看”，她才决定穿去学校。

出门前她在镜子前站了几秒钟。裙子会不会太短了？弯腰的时候会不会走光？裙摆会不会被风吹起来？她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按下去。一条裙子而已。

四月的江城，不冷不热。阳光很好，风把路边的梧桐叶子吹得沙沙响。

她走进校门的时候低着头。书包带子从肩膀往下滑，她往上耸了一下，带子又滑下来了。她索性不去管它。

然后她看见了顾深。

他从对面走来，手里拿着一个浅蓝色的文件夹，校服拉链没拉到顶，露出里面白色T恤的圆领。她看见他的时候，心跳快了一拍。她想自然地走过去，自然地打个招呼，或者不打招呼也行，只要别让他看出她今天穿了新裙子。

但他显然看出来了。

他的目光落在她身上——不是看一眼就移开的那种，是从她的脸，到她的领口，到裙摆，又回到她的脸。那个过程很快，但她全都捕捉到了，像慢动作。

她等着他说什么。

他走近了。她闻到他身上的气息——不是香皂，不是洗衣粉，是某种她从没在别处闻过的、干净的、很淡的东西。她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书包带子。

他开口了。

“你穿成这样，不觉得自己很奇怪吗？”

“奇怪”，像一颗钉子，刺进她心里。

四月的江城并不冷。她出门前在镜子前反复审视过自己，觉得很好看。现在她忽然不确定了。她心里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在问：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她没有说话。他从她身边走过去了。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裙子。这哪里奇怪了？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天上午她听课老是走神。她把校服外套的拉链拉到最上面，把裙子遮住。中午回到家，她把裙子脱下来，叠好，塞进衣柜最里面。

她没有再穿过。

二

英语老师在课上说过，如果想提高阅读，可以找一本英汉对照的经典小说，一段一段对着读。她记住了这个方法。

她想到了《罪与罚》。不是因为她读过，恰恰相反，她只在文学史课本上见过这个名字。老师说这是一本很“重”的书，写一个人杀了人之后如何被自己的良知折磨。她想，也许读完了，她就能理解那种“被什么追着跑”的感觉。

图书室在实验楼三楼，下午没什么人。

她站在书架前找那本书。书架很高，她踮起脚尖，手指刚刚够到最上面那层的书脊。她把那本书往外拨了一点，但它卡在相邻的两本书之间，抽不出来。她换了只手，把脚尖踮得更高，校服的下摆从裤腰里扯出来一截，凉飕飕的。

一只手从她身后伸过来。

手指修长，骨节分明，中指第一个关节内侧有一小块硬茧。那只手越过她的肩膀，稳稳地捏住书脊，轻轻一抽，书出来了。

她没有回头。她闻到了他身上的味道——不浓，但很近，近到像他整个人就在她呼吸的范围里。她的心跳加快了，但她告诉自己不要多想。

他顺手翻了一下，凑近又读了读，再把书递过来。她伸手去接，他的手指往回缩了一下——不是没拿稳，是故意避开了她的指尖。那个动作很快，但她感觉到了。

她接过书，抱在胸前。

顾深站在那里。校服拉链拉到最上面，领口立着，下巴藏在里面。他的表情她读不懂——不是冷漠，不是友好，是那种她后来想了很多年都形容不出的东西。像他刚做完一件不该做的事，正在努力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她张了张嘴，想说谢谢。但她忽然觉得，说“谢谢”会不会也很奇怪？会不会让他觉得她在故意找话说？

她犹豫的那一瞬，他先开口了。

“你看得懂吗？”

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看不懂这本书？还是看不懂英文？她把书翻过来，封面是暗红色的，上面印着黑色的书名：CRIME AND PUNISHMENT，下面一行小字：英汉对照。

她抿了一下嘴唇。

“我英语还可以。”

他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短，但她捕捉到了——他的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到她手里的书上，又移开。

“这本书，”他说，“不是英语的问题。”

她等着他说下去。

他没有说。

他转身走了。步子不快不慢，校服的下摆在膝盖上方晃了一下。图书室的门在他身后关上，发出很轻的一声“咔嗒”。

她低头看手里的书。封面上那个名字——Dostoevsky——她念不出来。她翻开第一页，左边是英文，右边是中文。英文的第一句她读了三遍才读懂。

她不知道他说的“不是英语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她后来用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只是想说点什么。说什么都行，只要能在她面前发出声音。

但他能说出来的，只有一句听起来像瞧不起人的话。

她把书借走了。

读到快一半的时候，她发现书里夹了一张纸条。不是她放的。纸条上没有字，只有一小截铅笔涂黑的方块，像是一个不小心画上去的印记。她盯着那块黑色看了很久。她想不出来，这是谁画的。

但她想起来，他当时帮她取书，凑近看过，有一个不经意间放了什么东西进去的小动作。难道是他放的？

她的心里一阵悸动，但是马上按住了。不要多想，她对自己说。

她把纸条重新夹回书里，还给了图书室。

三

一天，她抱着一摞书，书上面放着一杯没盖盖子的热豆浆。她从教室出来，拐进楼梯间，一抬头，他正从楼上下来。

她看见他的时候手抖了一下。豆浆洒出来，溅在他的校服袖口上。

她慌了。她把书放在台阶上，从口袋里掏出纸巾，蹲下来，手忙脚乱地擦。他站在那里，看着她擦。

袖子上的豆浆已经渗进布纹里，纸巾吸不掉，只把那摊淡黄色的渍洇得更开。

过了一会儿，他说：“擦不掉的。”

她抬头看他。他的表情不是生气，不是嫌弃，是那种——她后来想了很久——有点像“你怎么这么紧张”的好奇。

她忽然觉得脸上发烫。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紧张。不就是洒了一点豆浆吗？她到底在慌什么？

她没有说话。他把袖子从她手里抽出来，说：“没事。”

然后他走了。

她蹲在楼梯间里，手里还攥着那团湿了的纸巾。过了好一会儿才站起来，抱起书，继续往下走。

她不知道的是，他走出楼梯间之后，在走廊上停了一下。他低头看了看袖口上那摊淡黄色的渍，没有擦。就那样穿着那件校服，走回了教室。

四

周三大扫除，别的同学都走了，她一个人留下来，把桌椅对齐，把讲台上的粉笔灰擦掉。她做清洁的时候手指被水泡得发白，指甲缝里嵌着粉笔灰。她蹲在地上擦讲台下面的那道铁槽，擦了很久，直到铁槽露出本来的银灰色。

走廊上有人经过。脚步声停了一下。她没有抬头。

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又响了，走远了。

她把讲台擦完，站起来，准备去洗抹布。低头的时候，看见讲台上多了一样东西——一小块巧克力，大红的包装纸，被攥得有点皱，但放得很端正，像被人认真摆过的。

她拿起来看了看。包装纸没有破，还是完整的。她回头看了一眼教室门口。没有人。走廊上也没有人。

她正在犹豫要不要剥开，门口又响起了脚步声。

顾深出现在门口。他不知道回来拿什么东西。看见她一个人在教室里，停了一下。她手里还攥着那块巧克力，下意识地把手藏到了身后。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藏。好像被人看到手里拿着一块巧克力，也是一件丢人的事。

他看见了。

“你留下来打扫，是想加分吧。”

她愣住了。那句话扎进来的时候，她先是觉得胸口闷了一下，然后是一种说不清的、酸酸涨涨的东西涌上来。她想说不是，她根本不需要加分，她只是想弄干净。但她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他已经走了。

她站在那里，手里还攥着那块巧克力。

密室

Sat, 01 Aug 2026 15:41:04 +0100

衣柜是母亲的嫁妆，榉木的，很沉。父亲花了一个月把它改成了一扇门，把它镶在卧室转角的那个凸出去的空间前面——从外面看是衣柜，走进去，却是没有窗户的密室。

密室不到两平方米，只能勉强放下一张小桌子，一把椅子，一盏台灯，一个用旧收音机改装的短波接收器。墙上贴了一层隔音棉，是从建筑工地偷来的废料。父亲每晚把自己关进去，拧开旋钮，调到那些被禁止的频率。德彪西的《月光》从耳机里涌出来，他闭上眼，像一艘潜艇沉入深海，周围全是追捕他的声呐。

他相信形而上。他写家族和自己的故事——那个死在纳粹突袭里的叔叔，被秘密警察抓走的兄长，他的梦想与挫败。写到激动之处他的手会微微发抖，却根本停不下来。他在密室里重建一个被历史摧毁的世界。更危险的，是那些不能署名的时政评论。他写完这些，再由妻子藏在装了科拉奇的篮子里，装作若无其事交给街口等待着的戴着圆框眼镜的编辑大叔。

女儿在门外长大。她学会了辨认脚步声，学会了撒谎，学会了面不改色。但她没有进去过。父亲说那是为了保护她。她没有反驳。但她知道那间密室里有什么——不仅有秘密，还有父亲的全部重量。那个重量太大，她不想背。她已经见证了够多的沉重：电话线另一头的沉默，突然消失的叔叔和婶婶们，父母压低了声音的交谈，那些颤抖的声音，深夜醒来父母在卧室里的低语和压抑下的抽泣。她不想再多了。她只想轻。她想浮起来。

一九八九年，天鹅绒革命，铁幕裂开了。

但捷克不知道该怎么活。它被苏联喂养了四十年——重工业、军工厂里流水线上的工人已经习惯了这套产业，转眼他们都失业了。那些烟囱还在冒烟，但没有人知道它们应该为谁冒烟了。它的工厂是苏联留下的，它的手艺是德国留下的。捷克似乎有两个父亲，但两个都不认它。它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它站在两片大陆的缝隙里，像一个不知道自己的语言该往哪个方向说的人。

父亲第一次在客厅里放德彪西，音响开到最大。他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他很快就发现，他熟悉的世界正在消失，而新的世界似乎没有他的位置。他把那些年小心藏起来的回忆录和随笔的稿件悉数寄给出版社。没料到很快就收到了退稿。修改后再寄。又退回。主编说：“我们不再需要这种文章了。我们需要广告、美食、汽车和明星访谈。”父亲只能把稿子塞进抽屉。他和他的敌人一起退场了。他的敌人不在，他的工作也不在了。

国家在转型。工厂关了，工人在街头卖盗版音乐带和录像带，里面有个让人向往的西方世界，那个捷克人以为自己必将加入的文明俱乐部。商店里的橱窗摆满了新的商品，只是大多数普通人都买不起里面的东西。西方来了——顾问、基金会、电视台。他们给捷克人上课，教他们怎么“过渡到市场经济”。他们礼貌地听捷克人说话，然后转头讨论别的事。捷克人的困惑没有人想听。西方不觉得它是自己人，而苏联，它也不愿意回去。

父亲坐在客厅里，德彪西还在响。窗外是布拉格灰蒙蒙的天。他看着国家在变，但他不知道怎么参与。他的敌人撤退了，他写作的理由也一起撤退了。他坐在空旷处，像一个不再被需要的哨兵。

母亲还是做科拉奇。但不再需要往里面裹东西了。她把点心摆在盘子里，端到桌上。父亲咬了一口，没有说话。那只是点心，没有秘密，也不再需要掩藏的，直白的点心。

女儿觉得他们可笑。她看着父亲坐在客厅里，音响开着，没有人听。她看着母亲用同一个配方揉面，但不再往里面塞任何东西了。她尊重他们，爱他们，想着他们的遭遇心里一阵酸楚，但她不想成为他们。她不想用一生去守护一种注定被遗忘的东西。她只想快乐。她想从一个欢愉滑向另一个欢愉。她还年轻，年轻人不应该背负那么重的东西。每次她调到电视里热闹的美国电视剧，父亲就忍不住轻轻摇头并叹气，仿佛这些爆米花娱乐会腐蚀掉年轻一代的意志和心灵。她的心沉了下去，很多次，她想问父亲，您只关心事物的意义，为什么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喜欢什么？

她开始用那间密室。她换了一张铺了软垫子的沙发椅，一面镜子，一盏粉色灯罩的落地灯。她把门从里面锁上，翻开言情小说和时尚杂志。那些铜版纸上有男明星的照片——敞开的白衬衫，腹肌在光影下像被打磨过一样，嘴角半张半合。她把灯调暗，把手放在自己身上。她想要一种没有任何历史重量的东西。父亲的世界里，每一件事都有意义，每一句话都要负责。她不想负责。她只想躺在这里，摸着那些不会问她“为什么”的照片。

那间密室从“父亲的水下潜艇”变成了“她的游乐园”。她也在里面学英语，读父亲书架上的毛姆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英文小说，跟着BBC电台模仿女王腔调的英式口音，还喜欢用英语给暧昧对象写纸条：“亲爱的马丁先生，请问你们那里天气好吗？伏尔塔瓦河在召唤！收到请在本周六晚6：30分准时出现在查尔斯大桥的老城桥头。我们去河畔散步聊天。阅后即毕，切切！”

她申请了美国的奖学金，专攻英语文学。父亲看到了，眼里闪了一下。曾几何时，他的梦想是用精准优雅的捷克语记录下他们家族的，甚至民族的历史。她寄出信的那天，父亲说：“你可以去美国了。你可以公开地听任何东西。那很好。”父亲举起手来想放在她的头上，如同她很小的时候，经常因为父亲不能陪她玩耍而哭闹不止的那些童年片段。那时候，只要父亲温暖厚实的手掌放在她的头顶，轻轻抱起她搭在他的肩头，她就能瞬间安静，甚至酣然入睡。很久没有这个动作了，父亲的手有点迟疑，转而搭在她的肩头。女儿已经不是那个满心满眼只要父亲陪伴的人了，她有了自己的世界，她要去拥抱一个更大的世界。

奖学金顺利申请下来的那天，她约了朋友们去酒吧庆祝。走在布拉格灰蒙蒙的街上，天上云朵很厚，似乎看不到星星，也没有月亮。她知道她正在离开，祖国的概念对她而言模糊又冰冷，可是家，她对离开父母，既兴奋又迷茫。但她已经看够了沉重。她想要轻松的生活：精致的食物、时尚的衣服、甜甜的恋爱、一个不用提防任何人的房间。她忍不住想起白天收到美国大学的来信，母亲正在揉面，她顾不上擦去手上的面粉就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两人开心地跳起来。母亲告诉她，父亲最近一直在睡前翻她小时候的照片，看得出神，好几次翻着翻着就睡着了，梦里还抱着这些老相册不撒手。”你爸爸爱你。我们都很为你骄傲，孩子！“

她走到路口，停下来。她忽然想回去看看那间密室——父亲原来的那一间，两平方米，一把椅子和一盏黄色的台灯。密室有种腐朽又温馨的气息，像母亲给父亲手织的阿兰毛衣一样，厚实的，质朴的，一针一线都是深情，那么踏实又冷静地在那里。她闭上眼睛，感觉心在往下沉，像一艘不再发射声呐的潜艇。她知道岸上有人会一直等她浮上来。但她还不想上岸。

兰贝里斯

Sat, 01 Aug 2026 15:41:03 +0100

一

蒂姆像走进自家院落一样，轻车熟路地爬上斯诺登山。七十二岁了，关节和呼吸都在提醒他岁月的重量。他想起二十年前跟詹姆斯并肩爬山的样子——两个人从兰贝里斯山脚的石头房子出发，沿着矿工小径一口气攀上一千多米，气都不喘一口，偶尔还能小跑一段。老伙计。他在心里默默说。

爬到一处合适的角度时，太阳正好从山谷里升起来，佩里斯湖的水面被晨光照成一片浅金色的薄纱。红色的石楠覆盖的山体在阳光和薄雾里显得异常温柔。他停下来，把背包里的画具一件件摸出来，展开速写本、削好炭笔，然后像入定一样迅速沉进画面里去。在野外画了大半辈子，他早已学会如何在转瞬即逝的光里钉住自己，让手跟着山走。

风从山谷里穿上来，呜呜地响，像老友詹姆斯还坐在旁边。

兰贝里斯的风是从斯诺登山的山脊上滑下来的，经过佩里斯湖的时候会打个转，绕过村口那几棵歪脖子树，才慢慢散开。他和詹姆斯年轻时坐在山坡上，有时候一整个下午都不说话，只是听着那阵风，听着它经过不同高度时发出的不同声音——低处浑厚，高处细长，穿过石缝的时候会变成一种近乎人声的呜咽。詹姆斯说那是山在替他们说话。蒂姆没有接话，但他记了一辈子。

蒂姆画了一整个上午。快画完的时候，他放下笔，看了看画纸，又看了看对面的山脊线。风从左边绕到右边。他没有再补笔。他在石头上多坐了一会儿，让风吹过他的外套和肩背。然后他合上速写本，站起来，沿着原路往下走。腿比上来的时候更沉了。但他没有停。兰贝里斯在他脚下慢慢展开，石头房子、歪脖子树、佩里斯湖平静的水面。老地方，山和村子都没变。

二

蒂姆是在兰贝里斯长大的。母亲在他三岁那年把他留在了这里，自己再婚，改姓，去了南威尔士，有了新的家庭。他没有跟过去，那个家里没有他的位置。外婆安温·斯图尔特在兰贝里斯住了六十多年，她的房子在村子靠山那一侧的最边缘，门前的石子路一出去就上坡，再走几百米就进了山。石头砌的，屋顶低矮，外墙爬了一层苔藓，几十年没怎么变过。

他最早的记忆在利物浦。码头区一间小公寓，窗缝漏风，冬天冷得像住在外面。母亲白天在洗衣房做工，把他寄在邻居老太太那里。老太太睡着了，他在地板上自己爬。后来有人愿意娶母亲，但不想带着他一起过去。母亲做了决定，把他带回了兰贝里斯，交到外婆手里。他记得那天外婆蹲下来，摸了摸他的头，说了句什么，他忘了是什么话。自那以后他就留下来了。母亲偶尔寄卡片来，寄过毛衣和饼干。

外婆安温不爱说话。她的沉默不冷，只是省着力气，像那些在兰贝里斯山上待了一辈子的人，习惯了风的力度和石头的重量。她每天早上起床烧水煮粥，把热饭放在桌上，然后坐在厨房里慢慢喝茶。院子里种了豆角，几株迷迭香和月季。冬天火炉边她坐着织东西，有时候什么也不织，只是看着火。蒂姆小时候坐在门槛上，就能看见斯诺登山。夏天灰青，秋天锈红，冬天覆雪后轮廓反而更清晰了。他看着那座山长大，慢慢学会了辨认它的每一道褶皱和每一条沟壑。那不是刻意去学的，就像你每天看一张脸，自然会记住它的一切。

他问过外婆：“我爸爸呢？“外婆说：“他走了。"“那妈妈呢？”“她很忙，要忙着工作呢！”然后摸了摸他的头，没有再说什么。他不懂，走了就不能再回来吗？山在那里，他看山，慢慢也就不再问了。

三

兰贝里斯很小，小到所有人都知道谁是谁。蒂姆是"安温的外孙”，老师点名的时候念斯图尔特，然后抬头看他一眼。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课的时候时不时就会走神，目光落在山脊线上。作业本背面画满了山。

他没有少因为缺位的父母与一半的华裔血统而被霸凌和歧视。学校里，高他半个头的奈德和斯蒂文老远看到他，就会拉长声调叫"中国佬”、“杂种”，还会推搡他，甚至在走廊上把他的裤子拽下一半，然后阴阳怪气地大笑。他学会动手，是在斯蒂文把他的画板推到了地上那次。那张画了一个下午的山被风吹走了。他蹲下去追那张纸，斯蒂文就从背后踹了他一脚。他站起来，转身，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事后，校长问他为什么动手打人，他解释着，背挺得很直，他只有自己可以依靠。后来那些人也渐渐不再围过来了。

外婆很少过问他学校里的事。但她会在冬天给他灌一个热水袋放在被子里，会在下雨天把一双干袜子放在他床边。他不擅长解释自己，她也不擅长提问。他们在兰贝里斯山脚下各自沉默地生活着，日复一日。

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画画，一开始只是涂鸦，后来发现，画画的时候，一切都安静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地扎入这个世界。外婆细心地把他带回来的速写纸收起来，叠好，放在柜子里。有一年冬天他画了一幅兰贝里斯的雪景，所有的石头房顶都盖了白，炊烟歪歪扭扭地升起来。外婆看了很久，说：“你画的是咱们这儿。“就这一句。他后来觉得，这句话比任何夸赞都更让他安心。

四

蒂姆和詹姆斯的友谊开始得很自然。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话都不多。有一天放学走了同一个方向，第二天也走了同一个方向，后来就成习惯了，无需约定。

詹姆斯家住在兰贝里斯另一头，房子大，门前有一片修剪得很平整的草坪。他父亲是当地有些名望的人，村里人都认识。但詹姆斯几乎从来不主动提起他父亲。蒂姆注意到詹姆斯说话的时候脖子会先梗一下，像有一根线把下巴和胸口连在一起，每句话出来之前都要先拉开那道线。他以前没有注意过别人的脖子是怎么说话的，后来他注意到，身边只有詹姆斯会这样。

他们第一次一起爬山是在一个下午，走了大概三个小时才回来。詹姆斯没有说喜欢爬山，但他也没说下次不要去了。后来他们去得越来越多。

詹姆斯后来被父亲安排了婚事，对象是世交的女儿，门当户对。婚礼上，他的领带打得很正，吻新娘的时候，脖子又扭了一下。蒂姆站在台下看着，觉得这动作后有些他无法言说的东西。

后来他有了一个儿子。他在电话里告诉蒂姆的时候，有些迟疑，他说：“我有了一个儿子。“停了一下，又说：“如果他不喜欢足球也没关系。“蒂姆在电话那头听着，没有接话。他听出了那句话里的什么东西。詹姆斯和他父亲都是球迷。蒂姆说：“改天一起爬山。“詹姆斯说好。

那次上山他们走走停停。走到半山腰，他们坐下来，詹姆斯看着远处的湖，忽然说：“我有时候想，如果他不是我爸——“他没有说完。脖子梗在那里，像卡住了。蒂姆没有接话。风从他们之间穿过去。过了一会儿，蒂姆站起来，说：“走吧，还有一段路。“詹姆斯站起来，跟着他走。他再也没有提起那天没有说完的话。但蒂姆记得他站在山脊上看着远处的时候，脖子是松的。

五

蒂姆在艺术学院的第一年选了人体素描课。模特坐在教室中央，裸体，静止。周围的同学低头画着，铅笔的声音像雨落在纸上。蒂姆也画了。他画了肩膀，画了锁骨的轮廓，画了侧脸的阴影——然后停了。他画不了眼睛。不是看不到，是不敢落笔。他换了一张纸重新画，又停在了同一个地方。他站起来，对老师说：“我出去一下。“然后走到走廊尽头，靠着墙，闭上眼，心跳了很久。

他后来再也没有选修过人物画。他只报山水风景课。老师说他的笔触里有种长期的耐心，不像是在完成作业，更像是在跟山待在一起。他没有反驳。那确实是他唯一能做到的事——跟山待在一起。

他画山的时候手是活的，线条会自己找方向。他画了一辈子，画过斯诺登山的不同侧面、不同季节、不同光线，从来没有觉得重复。每座山在同一天里的不同时刻都不一样，每一天的光线都在变化。他以为山是不变的，后来才发现山一直在变，只是变的方式很慢。慢到跟一个人变老的方式差不多，一天看不出来，回头一看已经不一样了。

六

蒂姆遇到梅的时候在利兹。他刚毕业那年，在利兹找了一间小工作室，租在一栋旧楼的顶层，窗户朝南，光线很好，从早到晚都有阳光照进来。梅在隔壁的画廊做兼职，偶尔会过来看他画的山。她学版画出身，在画廊帮忙策展和布展，手上总有颜料洗不掉的痕迹，指甲缝里偶尔嵌着一点靛蓝或赭石。第一次一起去爬山是梅主动说的。她出现在利兹火车站，背了一个很小的包，穿了一双看起来不太适合走远路的鞋。

那天他们走了很久。从兰贝里斯出发，沿着蒂姆走了快二十年的那条路，一直走到山脊上。回到村里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外婆在厨房里坐着，炉子上温着东西。看到蒂姆推门进来，然后又看到身后跟着一个陌生的年轻姑娘，她愣了一下，随即微笑着站起身，走到灶台边，揭开锅盖，盛了两碗汤，放在桌上。

是cawl。蒂姆闻出来了。羊肉炖了很久，已经酥烂了，汤汁浓稠，土豆和胡萝卜在汤里化掉了一部分。外婆最拿手的炖菜，用便宜的带骨肉慢慢熬上大半天，山里人家都会做，天冷的时候一碗下去整个人都暖了。外婆往梅的碗里添了很多羊肉。

蒂姆把勺子递给梅。她接过去，低头喝了一口，过了一会儿抬头看了外婆一眼，说：“好吃。“外婆微笑着点头，专注地看着梅低头喝汤的样子。等梅离开后，外婆一边织着围巾，一边听他眉飞色舞地讲着两人相识的过程，他说得尽兴，外婆的眉头却慢慢重起来。

后来的日子里，梅又来了几次。外婆不再只是端出汤来。她会给梅织一双羊毛手套，把手工做的厚毯子披在梅的膝头，满眼都是关怀和怜爱。有一回梅起身去院子里看那几株月季，蒂姆坐在厨房里，外婆站在他旁边，看着院子里那个背影。外婆轻轻地问，“你们是认真的吗？她带你去见了她家里人了吗？”他感觉到外婆的手又落在他肩上。外婆说：“如果你们是认真的，结婚以后，应该去伦敦，那里应该对华裔更友好一些。。。”

他们在一起两年多。周末她时常会跟他回兰贝里斯，她也开始习惯外婆的厨房、那条通往山脚的石子路、那座她最初穿着不合脚的鞋走上去的山。

有一天晚上，他们坐在利兹工作室的地板上，窗外是城市灰蒙蒙的灯光。她说起以后的事——不是具体的计划，只是一种轮廓。她说她想过他们一起的生活，也许在威尔士，也许在别的什么地方。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寻常，像是在说一件她已经想过很久的事。蒂姆坐在对面，手边放着一杯没怎么喝的茶。他听着她说，没有打断。

她说完之后看着他，等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看着她。他说：“我不能成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我不想。“他不是想好了才说的。那句话出来的时候，他自己也意外。她看着他的眼睛，问他是真的不想，还是怕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他可以说怕，他可以说他怕自己身上有父亲的影子，怕他的华人血统会让自己的家人孩子再遭受歧视与霸凌。他没有。他说：“我不想。”

她看了他很久，没有再追问。她站起来，把外套穿上，说：“我回去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如果你改变主意了——“她没有说完，门关上了。

后来几周他们还是见面，还是去爬山。她还是坐在山坡上看书，他还是画山。她不再提"以后"的事。她说话的时候会多等一会儿，像在给他留出什么空间。他感觉到了，但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他怕说出来会更糟，也怕不说出来会更糟。他什么都没有做。裂缝在他们之间慢慢扩大，起初很细，后来变成了一道跨不过去的距离。

有一天下雨，他们坐在车里等雨停。她忽然说：“我不等你了。“他看着挡风玻璃上的雨，没有转头。她说：“你什么都不会做。我不怪你，但我不能再等了。“她说完就下了车。他看着她走进雨里，把外套顶在头上，很快消失在拐角。他没有叫住她。他坐在车里，雨还在下。他知道她说的是对的。他什么都没有做。他不会。

那天晚上他没有睡，坐在窗边，看着远方。月光下的利兹城安静又美好，无数家庭在安眠。可是这幸福于他却是无形无状。他在想，如果父亲当年也曾坐在利物浦码头某个窗边，看着窗外，他看到了什么？他有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走？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这些问题像石头一样堆在他胸口，他一个也推不开。后来天亮了，他站起来，穿上外套，出门，走了很远。

后来他听说她搬去了曼彻斯特，结了婚，有了孩子。他希望那都是真的。

七

梅走后，蒂姆回到兰贝里斯。外婆没有问他为什么，也没问怎么梅没一起回来。她只是把房间收拾干净了，被褥是晒过的，带着山风的气息。

他重新开始爬山。每天，不管天气好坏，都走那条通往山脚的石子路。他画画，画了很多。斯诺登山的北坡、西脊、佩里斯湖对岸的轮廓。手自己知道怎么走。他画得最多的还是斯诺登山的那道山脊线，从兰贝里斯往上看，它像一道被风削直的脊骨。他太熟悉那道线了。

他喝了酒，一瓶威士忌放在台面上，倒一杯，喝下去，再倒一杯。喝到山脊线可以稍微模糊一点就停了。他不需要完全醉。他只需要那层"我没事"的壳自己松开一点点。

他画了很多山。每一幅都是同一个方向，同一条山脊线。但他从来没有画出过那条线在月光下的样子——因为他后来再也没有在夜里去过山上。他怕看到它。他怕那道线在黑暗里看起来像一个人的轮廓，像他无法画出来的那种轮廓。

他偶尔会想起她在雨里下车的那一刻。他想过如果当时他叫住她，会不会不一样。他没有答案。他只知道他坐在那辆车里，看着雨，什么都没做。后来雨停了，他开回了兰贝里斯。一路上没有说话。车里只有她留在座位上的那本书，他没有捡起来。过了很久才把那本书放进书架上，放在随手能碰到的地方，但再也没有翻开过。

外婆在他二十二岁时去世了。母亲跟继父带着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们回来奔丧。他想跟母亲拥抱，母亲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看了继父一眼。葬礼之后，母亲跟继父跟他面对面坐下来，隔着饭桌，提出给他一笔钱来补偿这么多年他没有跟母亲共同生活的遗憾。他摇头拒绝了。房子被母亲挂出去代售，却好久卖不出去。外婆不在了，但山还在。他后来每次从兰贝里斯出发上山，都会经过那所低矮的石头房子。他没有停下来，但路过的时候脚步会放慢一些。

八

蒂姆四十七岁那年，收到一封信。邮戳是印尼的，收件人是"Tim Stewart”，寄件人姓Lee。他坐在厨房里，看着信封上的那个姓。他小时候见过一次，在一张旧纸上，后来也没有再见过。但见到的时候还是认出来了。

他拆开信，好几张的信纸，叠得整齐。信上说：1946年他在利物浦的船上工作时，突然和很多其他的华人海员一起被抓到一艘大型货轮上，什么行李都没带，也不许他们下船去找家人，甚至没有机会给利物浦的家人朋友带个口信。他们恳求看押的警察，也跟货轮上的船员偷偷塞钱打听动向，可是货轮还是连夜离开了利物浦港口。等他们再靠岸的时候已经是四周后，万里以外的印尼雅加达丹戎不碌港了。那时候蒂姆只有六个月大，还没学会说话。他想尽一切办法想找到他们母子，可是他申请不到身份，更没有钱，回来不了英国了，甚至他连他们母子的通信地址都找不到。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他每天都在想念着他们。他不是自己走的，是有人把他带走了。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老了，他很想再见到自己的亲人。这封信他是托天主教的牧师代写的。风烛残年，漂泊无依，他在雅加达皈依了天主，如今在当地教会的照护下生活。

蒂姆把这封信拿给詹姆斯看，两个人就着一瓶威士忌，反复揣摩和推算着这封信。詹姆斯觉得信的言辞恳切，不像是骗子写的。他的朋友托德恰好在《利物浦回声报》当主编，只是托德也并未听闻这段华人船工的历史，恐怕还需多方查验。蒂姆还是不太敢相信信中所述之事。他一直以为父亲是狠心抛弃了他们母子，难道竟然是他错怪了他？

九

詹姆斯出事那天是个雪天。他在电话里说想一个人上山，蒂姆叮嘱了一句路滑。他说嗯。

他摔的地方在村子南面一座矮山脊上，不是斯诺登，是他们走过很多次的一条路线，但雪盖住了路面，他看不见脚下的冰。他在那里躺了将近四个小时。送到医院的时候还醒着，跟妻子说了一句对不起。骨头接上了，医生说恢复得不错。一周之后并发了肺炎，进了ICU，没有出来。

蒂姆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画斯诺登北坡。铅笔断了。他换了一支，电话响了。他听完之后没有哭。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斯诺登山。山在远处，灰蓝色的影子嵌在云层里。

葬礼那天他站在后排。照片旁边放着他早年画的一幅斯诺登速写，他不记得詹姆斯还留着它。仪式结束后，詹姆斯的妻子走过来，说：“他走的前一天，忽然说想把这幅画还给你。“蒂姆沉默了一会儿，说：“请您留作纪念吧。“他一个人站在台阶上，看着远处的山。灰白的天空下面，山脊的轮廓清晰而笔直。

他后来又无数次爬过那座山，那条他们一起走了半辈子的路线。走到一半的时候，他看到路边的雪地上有时会有一些新鲜的脚印，和他自己的方向相同。他会下意识地抬头往前看。前面没有人。脚印只是别人的。那个不需要回头就知道旁边有人坐着的人，已经不在了。

十

葬礼后的一天，蒂姆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报道——关于二战后华裔海员从利物浦被秘密地强制驱离的历史。他读完了整篇报道，然后回家，打开抽屉，找出那封信。他照着旧地址写了一封回信，说如果父亲还在雅加达的话，他想立马动身来见他。

他等了两个月。回信来了——一位印尼牧师的来信，告诉他说他的父亲李老先生已经在他的回信抵达前的一周前去世了。老先生走的时候没有亲人在侧，但是教友守在他病榻前念了玫瑰经。临终前他用他们听不懂的，想必是华语说着什么，还用英语念叨着蒂姆的名字。

蒂姆坐在桌边，拿着那封回信，很久没有动。窗外斯诺登山正在落雪，灰白一片，顺着风的方向盖过山脊。他站起来，穿上外套，出了门。他走上那条走了无数次的山路，走到平常画画的位置。雪盖住了石头，他站着，没有坐下来。

风从左边吹过来，又绕到右边。佩里斯湖的方向，村口的老树，一切跟往常一样。他想说什么。但不知道跟谁说。父亲已经不在了。那封信在亚欧之间某个时空转运的过程中，他就默默地死去了。他心里抽痛了一下，很久缓不过来。他站到天色发暗，然后转身下山。雪还在下，脚印很快被盖住了。

十一

蒂姆七十岁之后，每天早上刮胡子都会在镜子前面多停一会儿。他看着自己的脸。皮肤松了，下颌线不如以前清晰。鼻子似乎变得更宽也更塌了。眼角的纹路越来越深。鬓角的白发慢慢往上爬。他试图在那张脸里找另一张他从未见过的人。

他不知道父亲老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没有照片，没有描述。他唯一能参照的，就是镜子里的自己。他想，颧骨的弧度是不是他的，下巴的形状是不是他给的，如果他能看到我，会不会在这一道纹路里认出他自己。他没有答案，永远也不会有。他放下剃须刀，洗了脸，穿上外套，拿起速写本，推开门。

山在那里。他又走了上去。

江城一中

Sat, 01 Aug 2026 15:41:01 +0100

第一章鹅卵石

江城——渠江和涪江在这里汇入嘉陵江，然后嘉陵江头也不回地朝南边的长江流去。江水环抱着一座小山城，四季分明，夏天炎热又漫长。三伏天里，知了从早叫到晚，叫得人心里发躁；嘉陵江的风吹过来，带着水汽和热浪，像一只滚烫的手掌贴在脸上。但到了傍晚，江水会在夕阳下泛出暗金色的光，和远处山脊的剪影叠在一起，有种说不出的温柔。

那时候的江城，还只是直辖市成立前的四川东部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城。走在街上，随处能听见火爆爆的重庆话——不是成都话那种拖着尾巴的绵软，而是短促、利落、像石子砸在石板路上那样干脆。江水养出来的脾气，就是这样，热辣辣的，又带着一股子不记仇的耿直。

小学的老师们常常提起江城一中，大家都说那是省重点，江城最好的中学，“考进去，一只脚就提前进了大学了”。那时候我很懵懂，考试的时候经常因为题解不出来而掉眼泪。江城一中显得那么神秘、高不可攀，不知要掉多少眼泪，做完多少习题集才上得了。

小学五年级的周末，大表哥已经在江城一中读高三，我们在外婆家碰上了。表哥比我大六岁，已经是个成年人的模样，端端正正的，也不再跟我们小孩子一起打闹，连端碗的动作都好像被什么规矩框过似的。

母亲让我们跟着表哥去一中转转，“去感受一下人家的学习氛围。”我心里不大乐意，只想去河边耍沙，哪个想去看学校？但母亲不依，硬把我塞给了表哥。表哥倒是好脾气，带着我还有几个表姐、表哥、表妹，浩浩荡荡先去河边玩沙，再过了桥，往一中走。

学校在城南，校门是普通的大铁栅栏，中间还锁着，只开大门上的小门，铁门有点岁月了，漆皮剥落了不少，露出底下的铁锈，但门楣上“江城一中”几个红字还是清清楚楚的，有种不容置疑的庄重感。

校园不大，甚至有些破旧。几栋教学楼灰扑扑的，很不起眼的样子。操场是煤渣铺的，边上长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草。可一踏进去，就有一种说不清的“规矩感”——路是干净的，花坛里的冬青是修剪过的，偶尔有留校的学生抱着书或篮球走过，一切尽然有序，也不像我们小学那样咋咋呼呼地追跑打闹。

表哥指着操场另一头一栋灰色的三层楼说，那是他们高中部的教学楼，然后不由分说，就带着我们一群孩子往那边走去。先到了男生宿舍，不出意外，也是老房子。楼前有一排水泥砌的洗手台，水龙头是老式的那种，拧开就哗哗流水。有个男生正站在洗手台前洗衣服，背对着我们。表姐悄悄说，这个哥哥衣服洗得好仔细。表哥压低声音回了一句：“一中有好些学生是住读的，不洗下周不就没得穿？”

大概是我们叽叽喳喳的声音有点大，那男生回头看了一眼。我站在旁边，手里捧着一兜鹅卵石——刚在河边捡的，圆溜溜的，沾着河沙，有几块的花纹特别好看。他看见了我手里的石头，然后笑了一下，“你的石头挺好看。”他说。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回什么。他又低头从裤兜里摸出两枚钢镚儿，在手心里摊开，递过来：“我用这个换你一块石头，行不行？”

我没敢接，下意识回头找表哥。表哥笑着推了我一下：“人家跟你换呢，你捡那么多石头，给人家一块又不吃亏。”

我把手伸出去，让他自己挑。他低下头，很认真地在那堆石头里拨了拨，挑出一块椭圆形的，白色的底子上有几道暗红色的纹路。他把那块鹅卵石在掌心里转了转，对着太阳看了看，然后点了点头，把那两枚钢镚儿塞到我手心里。

那两枚硬币被他攥得温热。我摊开手，是两枚五分钱。

我手里攥着那两枚钢镚儿，走在斜坡上，有点恍神。这算是我第一次以物易物，还是跟合一中的陌生师兄。他们真的跟我们小学生不一样。那天的太阳特别大，知了在路边的梧桐树里叫得声嘶力竭。我回头望了一眼那道灰扑扑的校门，忽然觉得这所学校一点都不破旧了。

一年后，我小学毕业，考进了江城一中。母亲说得对，考进去，一只脚就迈进大学了。但她没说，考进去的那一刻起，我的青春也正式开了头。

第二章夏桑菊

那年暑假，天气格外炎热。江城的夏天从来不跟人客套，柏油马路被晒得流出黑色的油迹，一滩滩的横在路中间。嘉陵江的风吹过来，也带不来一丝凉意，只是把知了的叫声搅得更乱了。

母亲从人民医院的中药房开了几包夏桑菊，用大搪瓷缸子泡了，搁在客厅的茶几上凉着。夏桑菊是那时江城人家夏天必备的解暑饮品——便宜，几毛钱一大包，清热降暑，比现在那些冰咖啡冰奶茶实惠多了。我是不喜欢胖大海的，嫌它泡开了像一团褐色的海绵，喝着也怪怪的，但母亲每次泡夏桑菊还是爱放一颗，图胖大海润肺。我就趴在茶几边上，看那颗胖大海在搪瓷缸子里慢慢散开，有种猪八戒跳水中芭蕾的感觉。

那天下午，母亲两个要好的阿姨也来家里喝夏桑菊。几个大人坐在沙发上天南地北地聊天，从哪个菜市场的猪肉便宜，聊到谁家的孩子考上了中专。电风扇摇着头，吹得桌上的报纸哗哗响。我坐在地板上，背靠着沙发腿，端着一小杯夏桑菊慢慢地喝。夏桑菊的味道淡淡的，有一点甜，又有一点苦，喝完舌头凉丝丝的。

中间我去了一趟厕所。

然后我就看见了内裤上，一片暗红色的、濡湿的痕迹，一大片，颜色比血要深一些。我脑子里空空的，好像什么都没想，又好像一下子涌进来太多东西，堵住了，什么都理不清楚。我知道那是什么。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给我们上过生理卫生课，由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老师给我们讲了青春期会经历什么身体的变化。大家都在下面憋着笑，时不时还有人窃窃私语。老师说话的声音很平，像是在念经书。

可是当它真的来了，那些幻灯片上的知识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只是蹲在那里，感觉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羞耻。我喊妈妈，快来，快来。母亲正和阿姨们说到兴头上，脸上还带着笑，“怎么了？”

我小声说了。声音小得自己都快听不见。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她的脸上也是惊奇的表情，说：“哎呀，你变成大人了。”

变成大人了。这句话像一颗石头，噗通一声掉进我心里，溅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慌张。变成大人是什么意思？大人都要出去赚钱的，可是我才十二岁。我连坐公交，到站了，想让司机大叔停一下都不好意思开口。想到要去商店买卫生巾，我耳朵都在烧。

这个难题很快就在开学后得到了印证。

那时候学校里没有超市，要买卫生巾只能去校门口斜对面那家小卖部。我不敢去。倒不是因为别的，就是不好意思开口说那几个字。每次需要买的时候，我总是拉上晓棠，把钱塞到她手里，然后躲在商店门外等她。

晓棠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呢？她个子不高，圆圆的脸，两只眼睛永远亮晶晶的，好像什么事都难不倒她。她是那种走在路上敢大声唱歌的人，是那种上课回答错了会先自己笑起来的人。她接过我递来的钱，昂首挺胸地走进小卖部，仰起脸，对着高高的货架最上面那排，用清清脆脆的声音说：“老板，给我一包护舒宝！”

那个“宝”字，她咬得特别清楚，一点不打磕巴。

我站在门外，听她这么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心里又感激又羡慕。她从小卖部出来，把那包深蓝色包装的卫生巾塞进我书包里，然后挽着我的胳膊，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往教室走去。

晓棠是那几年里，唯一一个让我觉得“月经”这件事也可以被正常对待的人。她不把它当回事，也就等于告诉我：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关于卫生巾，我们女生之间渐渐有了一套自己的暗语。没人会当着男生的面提那三个字，但在女生宿舍的卧谈会上，或者课间结伴去厕所的路上，大家说起来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你用的是哪个牌子？”

“护舒宝。我妈给我买的。”说这话的女生，语气里多少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郑重。护舒宝是电视上打过广告的，广告里那个穿白裙子的女人在海边骑着自行车，裙摆飘飘的，笑得又自信又好看。能用到护舒宝，说明家里舍得在这件事上花钱。

“我用的还是小天鹅，”另一个女生小声说，“我妈说便宜，一包才一块多。”

小天鹅是那时候最便宜的牌子，包装是白色的，上面印着一个优雅的跳着天鹅湖芭蕾舞剧的女性舞者。很多人家的妈妈也用这个。说这话的女生倒没有抱怨的意思。

“小天鹅？我见我妈用过，”有人接话，“那种是不是没有护翼？”

“没有，就是直的一条，很厚。”

“那不会漏吗？”

“还好吧。妈妈说比以前她们小的时候用的好多了。”

然后大家就都不说话了。那种沉默里有种默契的心疼——不是心疼自己，是心疼妈妈。

“我妈以前也用的小天鹅，”林晓忽然开口，“后来她说太闷了，才换了安乐。”

“安乐好用吗？”

“比小天鹅薄一点。”

“那护舒宝呢？到底好在哪里？”

用过护舒宝的女生歪着头想了想，用一种小大人般的口气说：“怎么说呢——就是，你用了之后，不太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这句话引来一片低低的惊叹声。不太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这在那个年代几乎是一种奢侈的定义。我们那时候穿的运动鞋是硬的，背的书包带子是勒肩膀的，坐的板凳是凉的，舒适的用户体验，是十几年后的消费者追求的。可护舒宝能让一件每个月都要经历的事变得不那么沉重。这大概就是广告里那个骑自行车的女人真正在兜售的东西：不是卫生巾，是轻盈。一种可以继续奔跑、继续骑车、继续若无其事地度过那几天的轻盈。

那是九十年代中期。我们的生活刚刚从八十年代的朴素和匮乏里探出头来，像一件洗了太多次的棉布衣服，还带着洗衣皂的气味，但边角已经磨得发白了。超市这种新鲜事物还没有在小城落地，但电视里已经开始播放宝洁公司的广告了。海飞丝、飘柔、玉兰油、护舒宝——这些名字从那个方方正正的彩色屏幕里涌出来，带着一种遥远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光泽。它们告诉你，生活可以不只是搪瓷缸子和夏桑菊，生活还可以是骑着自行车在海边吹风，是头发甩起来的时候根根分明，是每个月的那几天也能轻盈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我们这群中学生，口袋里没有几块钱，离那个世界远得很。可是广告是不分贫富的，它每天晚上准时出现在《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里，钻进每一户人家的电视屏幕。我们看了，记住了，然后在课间悄悄讨论。那些品牌的名字从我们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种半懂不懂的向往——我们并不真的知道自己向往的是什么，但那些广告至少让我们知道了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在用一种跟我们不一样的方式生活。

护舒宝和小天鹅之间的距离，不是一块多钱和五块钱之间的距离。那是两种生活、两个时代之间的距离。那个距离我们那时候还不完全懂，但已经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从电视广告里，从同学家的浴室架子上，从妈妈手里那只印着天鹅舞者的白色包装袋上。

但我注意到，说小天鹅的那个女生没有再追问护舒宝的事。她只是安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卷着书包带子的一角。她大概也知道，有些轻盈不是每个家庭都负担得起的。而她的母亲，可能此刻正在家里，用着一包跟她一模一样的小天鹅。那种母女共用同一种卫生巾的亲密，和那种买不起更好东西的窘迫，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我们那时候还小，不太懂这种复杂的感受。

有一天课间，林晓忽然压低声音说：“你们知不知道，我妈以前用的不是卫生巾。”

我们都凑过去。

林晓是个安静的女孩，高高瘦瘦，平时上课不怎么举手发言，但她总是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她说话的时候有一种郑重其事的语气，让你觉得她接下来要说的话一定很重要。

“她用月经带。”林晓说。

“月经带是什么？”

我们几个女生面面相觑。这个名字听起来又陌生又古怪，带着一种属于旧时代的生硬感。

林晓看我们一脸茫然，就用手比划了一下：“就是一条布带子，这么长，两头有扣子，中间缝一块布，把卫生纸叠好了垫进去，扣在腰上。”

她的描述很平淡，像是在解释一道不太难的数学题。可我们每个人都愣住了，脑海里同时浮现出那个从未见过的画面。一时间没人说话。

“我妈现在还在用，”林晓补充了一句，“她说用了大半辈子了，习惯了。”

“那你家有吗？”我终于忍不住问。

“有啊，我妈给我也备了一条。不过我没用过。”

“那你带来给我们看看。”晓棠忽然插了一句。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但不像开玩笑那种亮，是认真的。

林晓想了想，点了点头，说等明天放学吧。

第二天的最后一节课格外漫长。我心里一直惦记着林晓说的那个东西，又好奇又有点说不上来的紧张。我偷偷往林晓那边看了好几眼，她倒是很平静，跟平时一样，端端正正地坐着记笔记，偶尔抬起头来听老师讲两句，又低下头去写。

放学铃响了之后，我们几个磨磨蹭蹭地收着书包，等别的同学走得差不多了，才聚到林晓的座位旁边。林晓往门口看了一眼，确认没人了，这才侧过身，拉开书包的拉链，把手伸进最里面的夹层，掏出一个叠得四四方方的布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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