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水与归途

听到小学同学孙毛儿的歌《嘉陵江的风》，脑海里浮现的不是宏大的乡愁，而是一些细碎的光影和气味。 这首歌的旋律和词，都太“江城”了。它不用“爷爷奶奶”，而用“爷爷婆婆”；不说“走累了”，而说“脚杆有点酸”。这些从街巷里直接长出来的方言，像一把旧钥匙，打开了记忆里那些快被遗忘的门。 最让我心头一动的，是那句“热天睡不着，搭起凉板儿睡顶楼”。这哪是歌词，分明是我们这代江城人集体的夏日生存图鉴。在空调还是奢侈品的八十年代，夏夜是一场与闷热的持久战。家家户户泼水降温，孩子们被抹上厚厚的痱子粉，最后的解药，往往就是抱着凉席竹板，去楼顶占领一小块“风口”。星空下，整栋楼都是此起彼伏的蒲扇声和细语。毛儿轻轻一唱，那个物质朴素、但邻里亲密无间的夏天，就带着温度和声音回来了。 这首歌的动人，在于它没有刻意煽情。它只是诚实。诚实地记录着牵着妈妈的手去外婆家，诚实地抱怨着“还要走一哈儿”，也诚实地想念着锅里的“鸡咯咯”和婆婆的笑。这背后的抉择与品味，或许源自孙毛儿那个被艺术浸透的家。他父亲是音乐老师，母亲是我母亲的语文同事。那时的老师们，身上总有一种混合的气味：粉笔灰的微尘，刻写蜡纸油墨的微涩，还有仰头书写时落在发梢肩头的粉笔白沫。他们的食指和中指，常被粉笔顶得微微凹陷；在台灯下，他们还要一笔一划“刻钢板”，将试题刻在蜡纸上，再手动油印，一张张试卷便带着老师的字迹和体温诞生。那是真正“手作”的年代，教书是件极其辛苦的手工活。 也正因此，我格外记得孙毛儿母亲的一件小事。有次在办公室，她本想留一个学生补作业，却因要去给兄长庆生，便直率地对那孩子说：“今天我哥哥过生，就不留你了，你得感谢我哥哥。” 这句话里没有师道的架子，只有一份将心比心的可爱与娇憨，在那个严肃而辛劳的环境里，像一缕意外的清风。后来，她更在丈夫的熏陶下学会了弹阮，退休后老两口组织了很多爱乐人士成立了民乐团，孙叔叔担任团长和指挥，曾嬢嬢弹阮也独唱，夫妻二人真正活成了“琴瑟和鸣”的注解。在这样的土壤里长出的艺术，带着天然的人情味。 我与孙毛儿是从幼儿园就相识，后来又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同窗的发小。小学时我俩成绩常是班上前两名。有一回期末，我的班主任蒋老师刚改完试卷，在楼道里碰见我们两个。她抱着一摞卷子，喜滋滋地指着我们说：“你们俩，一个第一，一个第二！”那份为学生的好成绩而由衷的骄傲与欣喜，让人动容。中学时的孙毛儿，人如其“孙猴子”的外号，依旧调皮聪明，却多了份同龄人少见的开阔与洒脱。他痴迷篮球，骨子里带着幽默与不羁，早早显露出对音乐的挚爱与天赋。大学时他便组了乐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那个在考试与升学中患得患失、循规蹈矩的我，常常觉得孙毛儿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另一种活法——一种更悠然、更忠于内心的活法。他用他的存在，无声地提醒我，人生不只一条既定的轨道。 歌里藏着一份我们共同的童年记忆。他给歌配的图，是我们一群教师子弟跟着妈妈们去江边野炊的老照片。那个下午，嘉陵江的浅滩就是乐园。我们脱了鞋，在温热的鹅卵石和清凉的江水间奔跑。而妈妈们，那些平日里被粉笔灰和油墨味包裹、为升学率和试卷操心的老师们，那一刻完全放下了严肃。她们赤着脚，脚背上沾着沙，坐在塑料布上，笑得毫无负担。那时候的年轻的妈妈们比我们现在的年纪还要小呢。江风温柔，吹散了她们发间的粉笔灰，也吹开了眉间的疲惫。那种纯粹的、被自然和亲情包裹的松弛，是童年记忆里一幅永不褪色的画。 所以，《嘉陵江的风》吹拂的，远不止孙毛儿的记忆。它是一阵从时间深处吹来的晚风，裹挟着河水的微腥、痱子粉的淡香、楼顶的夜话、油墨与粉笔灰的气味，以及妈妈们难得舒展的笑颜。它为我们保存了一种活法，一种在物质与条件都简陋的年代里，人们如何用辛劳的双手、质朴的亲昵，以及那偶尔从严肃生活中偷得的半日闲暇，把日子过得扎实而充满回响。 歌里唱到：“妈妈在身边，哼著小曲儿哄我眠。”嘉陵江水滔滔向前，从不停歇，这是江的命运。可人心啊，总有一部分固执地逆流而上，想要回到那个被妈妈怀抱、被小曲儿轻哄的，温暖而安稳的夏夜。

三江之水不舍昼夜前行，在江畔长大的人，其实是依恋这水的。 小时候常在父母陪伴下去涪江北岸河堤上放风筝，取河谷中风大的便利。爸爸费心从邻居叔叔那里学来的手艺，用塑料袋绑在细竹竿上制出无比轻便的风筝，咋一看虽缺乏美感，但是在河谷的大风中却很得势。塑料纸被风鼓起来，仿佛蓄积起能量，风筝线一放，就飞远了。最远的时候，邻居家的风筝飞过了河面，几乎到达河的另一岸。放太远如果不能随时收好风筝线，就得在风筝靠岸后耐心花点时间把打结的线团一一理出来。二舅制作的风筝则很精美，造型是个金鱼的图案，有凸眼，有鱼尾，还有细细描绘的鱼鳞和鲜亮的色彩，总是让小伙伴们艳羡不已。彼时河堤还是流水冲刷沉积而成，布满杂草沟壑，不时还有已腐败的襁褓婴儿的尸体，听说是死婴被弃在河中或被冲上堤案，不得而知。 每天上学过桥，看到天边淡淡晨曦，回家则是浓墨重彩的夕阳，当中饱满的太阳如同咸鸭蛋。最好吃的咸鸭蛋有沙砾感，油油的，味道浓郁，不知这夕阳牌咸鸭蛋味道如何，让人畅想。有几次还有幸遇到几只白鹤展翅飞过桥头，仙风道骨，潇洒而去，踪迹难觅。涪江大桥南岸半山腰有个蓄水池，还有个水缸，据说有人在里面发豆芽。夏天偶尔看到小伙子结伴在峭壁上跳水或游泳。更多的人则是和我们一样，套一个废旧的黑色汽车轮胎，在江水里扑腾解暑。 每年端午节赛龙舟的时候，水面最为热闹，沿岸都是观赛的人群。有一次，我们到妈妈的朋友家去看比赛，她家就在北岸的老木屋里。具体的情景早已忘记，只记得我被热情招待了一个皮蛋，因为不喜欢浓重的碱味，咬了几口就趁大人不注意，扔到床底。至今仍在想，主人家有没有发现床底那半个皮蛋，真是罪过。 在潘家园曾看到一幅摄影作品，鳞次栉比的木屋瓦房堆叠在河岸上，跟童年的记忆重合起来。不知是哪里的河，但哪里的河边都有人家。水不息，生也不息。 两年前去里斯本参加学术会议。一片深绿海水畔层层叠叠的红瓦白墙的老房子，老旧的单节电车叮叮当当地攀爬在山城中。楼下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跟露台上的人隔空聊着天，一个穿着球衣满身是汗的年轻人踢着足球敏捷地拾级而上。广场的马赛克拼出大航海时代的船帆，提醒着往日称霸世界的辉煌，而今航船带来的是旅游者和新鲜的渔获，岸边的酒吧餐厅杯觥交错。无家可归的人裹着睡袋，露宿在海岸旁背阴的步道上，枕着不息的海涛声，半梦半醒。天下的水都连在一起，生的窘迫惨淡与幸运富足也处处相似。 如今的江城已非昔日可比，沿岸的老房子拆了，河堤也整修一新，不复昔日破败的模样。幺舅和他的冬泳伙伴们不分季节地畅游江面，安享母亲河的好水质。放风筝的孩子们还是围着好看的风筝，叽叽喳喳，艳羡不已。看着河水长大，也被河水呵护着的人何其幸运。

英国的夏天到了，太阳慷慨地从后花园的西边晒到东边，晚上九十点钟天仍亮着。花园里散发着生机，草叶在阳光下发着亮光，微风中一闪一闪的，应承着高纬度来之不易的温暖日光。蜘蛛忙不迭地在窗前拉着网，斜拉30度，横向0度，再斜拉10度。。。新闻耸人听闻地预测几天后英国将步欧洲大陆的后尘迎来一潮热浪。从火炉城市出来的人总是对英国的夏天提不起太大的热情，总感觉重庆的夏天才是真实的，虽然我中东来的同事觉得他们的夏天才配得起薄荷茶的清凉——人总是对自己的出生地记忆犹新，此后不管走过多远的路，老是爱拿家乡来作参照。 山城的夏天，阳光像融化的岩浆一样四处喷溅，躲无可躲，阴凉处是炎热的，每寸肌肤每个毛孔都在湿热的空气里喘息，汗水是不止的，后背甚至脚背都被晒痛，连吸进去的空气也是滚烫的，呼气的时候感觉自己像只笨拙的河马冒着傻气。夏天早晨总是短暂，不多时知了便不耐烦地鸣叫起来，家具的漆也在炙烤下啪地裂开。没有空调的夏天，吹着电扇也无非是搅起阵阵热浪，有时候真恨不得就趴在地砖上纳凉，把砖捂热了再往旁边爬一格去。邻居们纷纷在院坝里冲几桶水降温，然后打着凉席、凉板在阴凉处泡着夏桑菊或者胖大海，人多了还能一边摇蒲扇一边凑牌局，算是热中作乐。孩子们纷纷被抹上痱子粉，脖子上腿上一坨坨白色的，间或几个蚊子包红红的，再撒点花露水。 夏天里，江城的便利就体现出来，全城的人似乎都乐于泡在江里。黑色的废旧卡车轮胎是泡江水的好搭档，不美观却踏实可靠。玩着玩着有孩子不小心被江水冲远了，穿着红摇裤的游泳健将便利索地游过去把孩子连着轮胎拉上岸，周围人又是赞叹又是后怕。等太阳收敛起它的热度，人们纷纷从河里出来，去吃点麻辣烫，或者来份红糖冰粉，啃个冰棍，再考虑晚上怎么过。在炎夏睡觉也需要点心思，邻居们各显神通，有拿着凉席去河谷睡的，也有到顶楼天台睡的，据说除了蚊子多，夜深了风大还需要搭点薄被以免感冒。

总有一些词，像埋在故乡泥土里的根，一提起来，整个童年就连着土被拔起。 听到孙毛儿在《嘉陵江的风》里唱“爷爷婆婆”、“脚杆酸”，我会心一笑。那不是歌词，那是我们重庆人呼吸的节奏。这些词长在街巷里，带着江水的潮湿和太阳的滚烫，是任何标准化的语言都无法翻译的、生命的原生状态。 重庆话的骨子里，住着一个“耿直”的灵魂。它不屑于修饰，甚至有点“蛮横”地直面生活。于是，商业骗术不叫“营销策略”，叫 “扎媒子”——一个带着市井的警惕与智慧的词，瞬间戳破所有虚伪的泡沫。而一句熟人间脱口而出的 “龟儿子”，在严厉时是骂，在亲昵时却成了比“兄弟”更铁的认可，它消解了客套，建立了一种直通肝胆的信任。这种语言，像山城的石阶，硬朗，硌脚，却指向最真实的去处。 方言的智慧，在于它用最朴素的“解构”，守护着生活的本真。我们从不会文绉绉地喊“主理人”，而是带点烟火气地叫一声 “老板儿”，店里的帮手是“丘二”，切菜的师傅是“墩子”。九十年代满街跑的出租车，我们叫 “拓儿车”——只因那时街上多是本地生产的奥拓轿车。这个称呼里没有丝毫对打“出租车”这种消费行为的抬举，也没有“的士”那种泊来的洋气，它像喊邻居家小孩的绰号一样自然、亲切，甚至带点促狭的玩笑。它把一种现代交通工具，瞬间拉回到市井街头的烟火里，就跟说踩到一条“猪儿虫”一样寻常。这种命名，是一种毫不犹豫的去精英化，它剥去一切悬浮的“氛围”与身份幻觉，让事物落回它本来的、为人所用的朴素面目。街巷里，不认识的女孩子被唤作 “妹儿”，一声带着儿化音的“妹儿”甩过来，没有轻浮，只有一种江湖四海皆姊妹的直率与亲切。有一次吃火锅，老板直接抄起淘菜沥水的 “筲箕儿”，哐当一声把豆腐皮扣进锅里。那声粗粝的响动里，没有精致的摆盘，却有一种令人畅快的“真”——一种对形式主义的不耐烦，和对生命本身热气腾腾的拥抱。 最精妙的，或许是那些无法书写的语气。一个拉长了尾音、在喉咙里带点震颤的 “吔——” ，能瞬间表达惊讶、质问、不以为然和江湖气的调侃。它复杂到字典无法收录，却简单到每个重庆娃儿都无师自通。那是我们情感世界里最灵动的标点。 这些短促、泼辣、幽默的词汇与声调，构筑了巴渝人独特的精神地貌：我们活得或许不精致，但求一份舒坦；我们说话或许不委婉，但图一份通透。 在这套语言系统里，矫揉造作无处遁形，虚伪浮夸会立刻被识破并嘲笑。它捍卫的，是一种直面生活粗粝本质的勇气，和在这粗粝中寻找乐趣与真情的智慧。 我曾以为这只是一种文化趣味，直到在火车上遇见一位四处打工的农民兄弟。他说，他最喜欢重庆。问及原因，他的理由朴素而震撼：“别的大城市，总感觉是别人的，规矩多，放不开。但在重庆，我感觉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城市。说话直来直去，干活儿出力气就行，没人装腔作势。” 那一刻我恍然。方言所维系的，远不止是旧日的温情。它更构建了一种无需伪装、可以凭借劳动本身获得尊严的平等感。在重庆话的语境里，“耿直”是一张无需学历与出身认证的通行证。它用一种近乎执拗的“真”，抵抗着浮华与势利，为所有脚踏实地生活的人——无论是本地人，还是那位农民兄弟——撑开了一片可以舒展喘息、获得认同的精神空间。这或许才是“归属感”最坚实的基石。 这份通行证的背后，是这座城市的出身。重庆本就是一座从大江波涛与码头号子里生长出来的移民之城。顺着或者逆着长江而来的，有讨生活的手艺人，也有避战乱的异乡客。在鼎沸的码头，在需要并肩扛活的坡坎上，追问“你从哪里来”没有意义，要紧的是 “你此刻是否靠得住” 。过往的出身被江水淘洗，通行的货币是 “信义”与“耿直” ——你是否说话算话，做事是否扎实，危难时能否搭把手。这套在生存压力下淬炼出的、基于当下行动而非过往身份的朴素伦理，经由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沉淀在了方言的筋骨里。 这种“耿直”并非传说，它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像地下的温泉一样涌出。记得在成都读书时，一次在火车站买票，因记不清车次，我生怕耽误后面的人，准备退到一旁查好再来。没想到，窗口里以往总是透着不耐烦的售票员，今天换了新面孔，她脱口而出：“你跟我说，你大概什么时候去嘛，我帮你选。” 那份不由分说的、务实的爽利，让我一愣。随即，我听出了她话音里那点熟悉的质地，脱口问道：“您是重庆的吗？” 她头也不抬，理所当然地回了一个字：“噻。” 就是这个“噻”字，像一枚小小的乡音印章，确认了一切。巴蜀虽近，气质迥然。那一刻，隔着一方冰冷的玻璃窗，一句乡音和一种共通的处世态度，瞬间消解了所有的陌生与周折。 如今，许多地道的方言正随着老街道一起消失。孙毛儿用歌存下了一些，我也想用文字留住一些。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精神的胎记，是通往那个更质朴、更热烈年代的隐秘甬道。 江水滔滔，推着我们向前。但每当那些土得掉渣的词儿，不经意地从嘴边溜出来时，我就知道，心里有一部分从未离开过合川——那个可以把“老板”叫成“老板儿”、把陌生女孩喊作“妹儿”、可以说“脚杆酸”、可以笑骂“龟儿”、可以像喊玩伴一样喊一声“拓儿车”、可以用“筲箕儿”装菜、在夏夜里被一句“吔——”问得哑口无言的，滚烫而真实的故乡。在这里，一个异乡的农民也能找到“他的城市”；在这里，连火车站窗口后一声“噻”，都藏着替人解围的耿直。 这，或许才是关于故乡最动人、也最坚实的定义。

童年的街上总不缺小吃摊，随着一阵阵风潮纷至沓来，卖烧烤的，炸鹌鹑的，卖蛋糕的，还有作新疆人打扮的卖羊肉串。公园门口总有卖糖葫芦的小贩，糖葫芦之外还卖贵一点的裹在糖衣里的苹果。手艺精到的糖观灯摊子，五角钱可以随意转到各色滴糖而成的造型，不过很多时候，同伴们都转到空的，就只有一个粗制滥造的糖坨坨可以吃。土豪一点的还可以直接买做好的糖人造型，最贵的是糖龙。上次回家乡，跟侄儿侄女们转文峰街，侄儿侄女一人买了个糖龙，看得我很不争气地咽了口口水。他们吃了不到一半，兴味索然，顺手转交给表姐表妹善后。 便宜的零食有成捆卖的甘蔗棍，买家从一大捆甘蔗里面挑出一根，小贩手脚麻利地当街削除较坚硬易割伤嘴的外皮，再把中间的节（重庆话叫“隔兜”）砍开，方便啃咬。吃的时候需要点技术，又咬又扯，一阵大嚼之后还要把渣滓吐干净，不太适合年龄太小的孩子，但清甜多汁，价廉物美，是冬季的不二零食。便宜的还有泡筒，由米浆做成中空的脆筒，香脆黏牙，而且买一根吃好一阵，划得着。从杨柳街小学放学的路上要经过一家卖锅盔的，有甜的和咸的，升级版的还有用薄油煎熟的夹肉饼，又香又脆。每个小学外面都有临街人家赚外快开的小铺子，摆出一个煤炭炉子，上面放一个锑锅，煮着糯苞谷或者麻辣烫；夏天的时候就是冰粉和凉虾，旁边的凉板或小桌上摆着时兴的明星贴纸或者用来扇的洋画。 走街串巷叫卖的有豆腐脑和酸辣粉，叫卖声勾得人心痒痒的。敲麻糖（故意念成汤）的叮叮作响，富于节奏感，成都人因此叫麻糖“叮叮糖”。早上还有在家属院附件卖发面馒头的，声音洪亮，不叫“卖馒头”，而是“莽博——莽博”，许是博个噱头，差异化竞争。每次听到“莽博”的叫卖声，我爸就问我妈，要不要买个莽博，支持下小贩的创新精神。 天福巷还有卖比较费工的白色的糖塔之类的，因为超过我的消费水平，也就看看解个馋，味道怎么样现在也不知道。小时候只要和宠溺我们的外婆一上街，就要喊肚子饿，走不动路，外婆就很贴心地买零食。跟外公就不是很好混，他还抱怨我走路太慢，拖着我走路跟拉船似的，其实，外公，你不懂我的心。 现在都清晰记得，走在人声鼎沸的老街上，两边叫卖的声音。要是出门早，还有沿路收粪水的车，臭烘烘的，叫着“倒尿罐——倒尿罐”。如果走在西市场老街，两边还有鸡鸭的咯咯声，热切的讨价还价声。再往河边走去，就能听到河上船的汽笛声。汇在一起，就是童年记忆中家乡的市声。

记事起的童年就是在纯阳山下度过的。最早住的杨小教师的旧宿舍本是原址教堂神职人员的寓所，高墙拱门渐渐让步给顽强的杂草，剥脱的白墙上露出破败的竹编墙体。顽皮的同伴会趁爸妈不注意去搔刮这些陈旧的老墙，也就是孩子的顽劣和好奇，竹席之外还是土墙，并无洞天。我和爸妈与另两家教师同事住在二楼，出入都要走过漆黑的楼梯间，没有电灯，也没有采光，幽黑的木制楼梯踏上去咚咚作响，深不可测，转角处堆满了多余的课桌椅。我们好像每次都小心翼翼趟过恶龙的洞穴，深一脚，浅一脚。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刮大风的时候，尤其是家长们都上班的时候，一群孩子裹着衣服和被子，挤在一起看强风刮倒晾衣架，盆子哐哐作响，我们够不着的衣服在风中90度起飞，大家一阵赞叹，又是害怕，希望风停，又暗暗希望它吹得更猛些。 杨小教师办公室的台阶上有很多漂亮的花盆，依稀记得种的是月季和玫瑰，时不时还有人把喝剩下的茶叶倒在花盆里积肥。低段的教学楼前的花坛里有一株腊梅，开花的冬天大家在梅花前合影，现在都留着这张照片；还有一个夏天里密不透光的葡萄架，葡萄成熟的时候有调皮或嘴馋的孩子摘葡萄，但吃了一口就扔掉，实在酸涩不已，难以下咽。练字的活动室外有个水池，假山上长出一颗树来，不屈不挠，遒劲有力，攀附着活动室的墙体，默默向上争取更多的阳光。 教我们书法的是美术老师李隆中，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有很多有趣的人，李老师就是其中一位。他很有才华，命运多舛，幽默诙谐，很富于戏剧感。我常常分不清楚他说的到底哪些是臆想，夸张，修辞，哪些是酸涩的事实，哪些是讽刺，孩子的头脑太简单。我很清楚地记得，我们一起走路从薄刀岭去钓鱼城的时候，他皮鞋的跟因为走了太多山路，竟然给走掉了，他又好气又好笑地摸出一张纸来包裹着鞋跟揣在兜里，和大家开着玩笑的样子。而当他站在画布前又会是另一个模样，挥毫泼墨，恣意挥洒，笔下的兽王栩栩如生。 再往下走就是学校厨房，有个校工罗叔叔默默地做着职工午饭，或者烧着豆浆，再或者实在清洗装豆浆的桶。印象中他很沉默，勤勉，老实。遗憾我从来吃不进学校的饭菜，也很讨厌豆浆装在没有洗干净的铝皮桶里那种浓重的豆腥味，所以午饭很多时候都是在二舅家吃的。我的二舅头发卷卷的，孔武有力，一身漂亮的腱子肉，说话也很有趣，现在想来，二舅的确是个美男子。现在流行的力量训练来修饰的健美身材，三十年前拉过船，下过力的体育老师早就有了。二舅不仅好看，好玩，而且还做得一手好菜，啧啧称奇，回味无穷。孩子们都喜欢他，他也喜欢逗孩子们玩，比如想看他家养的乌龟的小朋友必须先唱一首歌才能看乌龟… 厨房的旁边就是学校正门，连着一个坝子，学校高年级的师姐们在这个坝子里带妆演练过精心编排的天竺少女的舞。这个节目在重庆市拿过奖，当年的一段佳话；编舞的音乐老师极富才华，不久就调到北碚去了。那群曼妙身姿的少女在红色印度舞裙中翩然起舞的样子却怎么都忘不掉。我的童年充斥着这样的美好，不管是美丽的护士阿姨，还是青春洋溢的小学老师，她们自信，专注，富于爱心，从内美到外，散发着光彩。我很享受各个角度看着她们，闻着口红的那股油彩的味道，希望自己快点长大，能过这样发光的生活。 再过去就是一排办公室，校长姓邓，很和蔼，喜欢每个小孩，她的玻璃板下压着孙毛儿的内衣反穿的可爱照片。我们去找她总是有零食，不是香蕉就是糖果。办公室背后的墙外就是上纯阳山的小路，山上似乎没什么特别的景物，但是风大，开阔，可以放风筝，我们还在山顶上过体育课。下雪的时候白茫茫层峦叠嶂，很美。纯阳山庇护着学校，也罩着我们。